日前，哈尔滨的50多名CSW（女性性工作者）在得到不会被抓捕的“安全保证”后，第一次公开身份、职业，接受了一次预防艾滋病和推广使用安全套的特殊教育。对此，警方表示不能认同，而民众也表达出疑惑、反对或者宽容看待的不同态度

　　在对性交易禁而不绝的情况下，疾控部门直接面对从事性交易的人群，仅是当下的次优选择而已。实际上，疾控部门的教育活动，确实非常特殊，也容易让人产生负面看法。但他们并不是给“扫黄”工作拆台，而是做着“我必须做”的事情。他们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小姐”这个群体存在，是社会的“心病”，同样，艾滋病传播的严峻形势，事关人的健康与安全，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果疾控部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干脆就是“混日子”，至少不用冒风险或者承担任何责任。但是，谁为传播这一疾病的高危人群负责？谁为艾滋病传播的严峻形势“埋单”？

　　“小姐”这个群体是客观存在，否定不了。而预防艾滋病则需要积极行动，所以次优选择，更为合适，对此，我们不妨多一些平和心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王理

　　不能挑战法律尊严

　　“防艾与扫黄”的关系问题，一直处于“公婆各自有理”的论争状态，至今没有确切定论。卫生部门担负起预防艾滋病的行政职责，确实体现了政府关心民生的人性化思维；但公安机关打击卖淫嫖娼，必然也属依法行政之举。面对如此“两难”的尴尬，我认为，无论“防艾”的意义何等重大，但政府在实施“防艾”举措时，也必须以确保国家法律尊严为底线。换言之，预防艾滋病的“政府行为”，也不能漠视和规避国家法律。道理很简单：既然现行的国家法律不容卖淫嫖娼行为存在，则打击卖淫嫖娼行为就属首当其冲的要务。

　　作为法制国家，法律是任何行为的最高准则，“政府行为”更不能例外。对性交易者、性交易组织者，不仅抱以“知情不举”的规避态度，反倒向其做出“不被抓捕”的安全保证：这样的“政府行为”，至少是对国家法律轻蔑的表现。四川省南充市马樵

　　宽容对待次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