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对本院爆出13名法官受贿窝案深表痛心的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周文轩，近日同样因严重违纪被“双规”，这位以“救火队长”身份出现、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法院院长，一面高调反腐，一面却严重违纪，他推出的所谓“刮骨疗毒”也没能挽救他，最终倒在了“前腐后继”的路上。

　　周文轩出事之所以能牵动众人神经，是因为这之前武汉中院的“腐败窝案”牵涉到13名法官和44名律师而震惊司法界。周文轩在这个“腐败窝”里继续着武汉中院的腐败作风，只不过他做得更隐秘而已。事实上，类似于武汉中院的腐败窝案近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前不久有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的“窝腐”案，近在眼前的有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三任行长的“提拔腐败”。这些往往都是查处一个腐败分子，就带出一片“腐败群体”。

　　一个单位，一个行业，一群掌权者的集体腐败其危害性自不待言。这种基于“利益均沾”之上的腐败分子、腐败行为一旦形成“腐败同盟”，不但给反腐、监督工作带来难度，更重要的是，这种腐败同盟的存在影响着官场生态，并极易威胁到一个执政群体的抗腐免疫力。

　　武汉中院的窝案缘于相互监督机制的失效，李大伦的群腐是因为一把手监督机制的缺失，但追根究底，这些腐败的背后无疑都与利益挂上钩。从最上面的腐败者到最底端的行贿者，集体共享腐败带来的利益，从而形成一条自上而下的腐败链。行贿者享受金钱所换取来的既得利益，受贿者获得权力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出于对利益分配的默许以及利益分享的共存，导致同盟者对腐败潜规则的心理认同和习惯取向。而这种腐败同盟发展到极致就是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更大犯罪。“窝案”大多数都是权力与资本运作到一定时期，由于分配的不均或者利益的不能共享，才露出端倪的。

　　腐败同盟的扩大化，不但使得官场执政生态恶化，而且容易形成一个新的腐败利益群体。这个群体通常是由上面的领导首先带头违纪，下面的纷纷效而仿之，最终实现权力交换利益的共同腐败。由于同处一条船上，同在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这种腐败也通常被称为是最安全的腐败。而且，由于相信“法不责众”的错误理念，使得腐败群体在权力交换过程中，虽然明知道存在违纪问题，但心理障碍却相对小得多。他们往往堂而皇之地进行权钱交易，却不用担心受罚，因为行贿与受贿者存在着利益共生关系，使得堡垒无法从内部攻破。

　　更为荒唐的是，腐败很多时候居然被认为是为部门谋取利益，为小群体谋取福利。在披上了一件部门利益的外衣后，腐败同盟存在似乎显得更冠冕堂皇了。

　　反腐是当前的一大要事。腐败同盟的扩大化，也要求反腐工作的深入化。利益共沾的腐败群体，一旦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随心所欲地玩弄权力交换，或许也能形成小范围的特殊利益群体。而这个特殊利益群体存在的缘起，就在于腐败同盟的存在。

　　当腐败趋于结盟，而且远没有其他利益群体的竞争时，这个所谓的特殊利益群体就更应该值得警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