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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右二）与叶剑英（右一）等人在重庆的合影
1939年8月，访问重庆的尼赫鲁（左一）在发表演讲。
1939年8月23日下午1时，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机场。在一片欢呼声中，只见一位头戴白帽的男子微笑着走下舷梯，他就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的危急关头，陪都重庆时常遭受日军的轰炸。而在这时，与中国一山之隔的印度尚未被卷入战争。那么作为印度政治领袖的尼赫鲁，为何要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冒着巨大风险访华呢？
倡导“中国日”支持抗战，派亲属参加援华医疗队
近代以来，中印两国由于相似的遭遇，一向关注和同情对方的民族解放事业。1937年抗战爆发后，印度各界就纷纷采取实际行动进行声援。孟买民众曾在日本领事馆前举行示威，反对日军进攻中国。印度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也用诗句愤怒地谴责日本侵略者：“他们用刺刀挑起惊天骇地、撕心裂肺的惨叫，斩断千家万户爱情的纽带，把太阳旗插入夷平的村庄的废墟上。”
与此同时，由“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等领导的印度国大党也开始从道义和物质上支援中国。1937年9月26日和1938年1月9日，尼赫鲁两次倡导“中国日”，号召各地群众举行游行集会，支持中国抗战。他在演讲中说：“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与印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友好联系，我们要像同志一样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对他们的危难和痛苦，我们感同身受。未来的命运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要与他们荣辱与共。”此外，尼赫鲁还在百忙中发表了一系列公开支持中国抗战的文章。
抗战中广为中国人民称道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实际上也是尼赫鲁亲手促成的。1937年11月27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致函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在对印度人民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表示感谢的同时，请求印度给八路军医疗方面的帮助。12月20日，尼赫鲁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发表一项声明。在声明中，尼赫鲁称赞朱德率领红军长征为“军事历史上的杰出事迹”，并决定派一支小型医疗队到中国去。这一决定很快得到了印度各界的热情支持和响应，报名的医务人员有700多人。1938年9月1日，由五名印度医生组成的医疗队乘船离开孟买，辗转新加坡和香港等地进入中国，中国人民所熟悉的柯棣华大夫就是医疗队中的一员。而鲜为人知的是，援华医疗队的队长爱德华大夫还是尼赫鲁的亲戚。
为了给中国抗战以更大的支持，在派出医疗队一年后，尼赫鲁又在甘地的支持下，决定亲自访问危难中的中国。
与蒋介石商谈印度革命，向国共两党请教抗战经验
作为享有崇高威望的政治领袖，甘地一直非常同情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甘地严厉谴责日本对中国的狂轰滥炸和烧杀抢掠，称日军是“野狼”。中国政府也很重视这位印度领袖的支持，蒋介石曾先后两次邀请甘地访华，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1939年，为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甘地特地委派尼赫鲁前往重庆实地考察。
当时，中国的抗战正处于极度困难中，国民政府被迫退缩到西南一隅，陪都重庆更是屡遭日军的猛烈轰炸，所以尼赫鲁之行充满了危险。8月23日，在历尽艰险后，尼赫鲁终于飞抵重庆，准备对中国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在当时发表的声明中，尼赫鲁明确指出，此行的目的是考察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以其经验与教训作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借鉴；同时代表国民党以及印度人民，向中国抗战表示深刻的关怀和同情。按照他的计划，除在战时首都重庆各地参观访问外，还准备前往成都，然后转往西北各地，以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情况。
在重庆期间，尼赫鲁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款待。他不但多次与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蒋介石、孔祥熙、陈诚等会晤，商讨中印合作及印度革命方略等问题，还多次发表讲话，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表示高度赞誉和同情。在重庆期间，尼赫鲁亲眼目睹了日军大轰炸后的惨景，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精神。
8月30日，尼赫鲁由重庆飞往成都，准备在那里参观后转赴西北、华北前线视察，并与仰慕已久的中共领导人会面，借鉴八路军的抗战经验。不料在9月1日，尼赫鲁突然接到国内急电，称欧洲爆发战争，催促他迅速回国。尼赫鲁不得不取消原定计划。9月5日，在中国访问了13天的尼赫鲁乘飞机返回印度。正是基于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切身了解，后来他在自传中深有感触地说：“我想，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这个古老而又年轻民族的精神。”
与毛泽东频频鸿雁传书，15年后终于在北京握手
尽管尼赫鲁此次访华最终错失了与毛泽东谋面的良机。不过有趣的是，他们当时的一些书信往来，却使两位伟人建立起一种特殊的“交情”。
早在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就曾写信给尼赫鲁，对派出援华医疗队一事表示感谢。信中说：“我对伟大的印度人民和印度国大党给予中国人民的医疗上和物质上的援助表示感谢，并希望国大党和印度人民继续给中国人民以援助，以协助我们驱逐日本侵略者。”7月11日，尼赫鲁回信称：“我们许多年来怀着敬仰，关注着您的事业与八路军的命运……如果国际形势允许的话，我很可能在八月底或九月到中国作短期访问。如果我去了，殷切希望能有幸会见您，并向八路军致敬。”
尼赫鲁到达重庆后不久，毛泽东就发电报邀请他访问延安。电文说：“闻先生到重庆，中印两大民族从此更加亲密团结，为争取两大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鄙人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向先生致欢迎与慰问之忱，并欢迎先生来延安一行，以便亲聆伟论。”9月2日，最终未能成行的尼赫鲁复电毛泽东说：“我极想到延安观光并拜访您，但欧洲战争爆发，以致局势严重，使我必须立即返印。我很遗憾，竟这样突然地离开中国。但我希望能再有机会到中国来。我谨向您和英勇的八路军致敬，谨祝中国解放事业成功。”回国前一天，尼赫鲁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招待会上再次真诚地表达了这一愿望，言语中充满了对不能到延安访问的遗憾。
此后几年中，尼赫鲁与毛泽东又多次通信。在双方的这种神交中，由于相似的革命经历和政治追求，二人很快建立起一种特殊的感情，从而为后来中印两国关系的“蜜月”期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毕生只去过两个外国的领土，一个是苏联，另一个便是印度驻华使馆。1951年1月26日，毛泽东曾莅临印度大使馆参加印度国庆招待会。后来，应印度大使小尼赫鲁(尼赫鲁的侄子)的邀请，毛泽东又赴印度使馆参加晚宴。由于主人怕印度菜太辣，便少搁了香料，但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尝了一口就问：“印度咖喱在哪儿？”主人马上把菜送回厨房，加足香料，毛泽东才吃得满意。席间，毛泽东还讲了中国民间有关“归西”的典故，说中国人死后都希望到印度去投胎，一时语惊四座。
1954年10月19日，尼赫鲁以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与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一起访问中国，15年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为了欢迎这位“故人”，毛泽东打破外交惯例，破格热情接待。根据印方史料，尼赫鲁乘敞篷车由机场到宾馆时，沿途竟有100万人夹道欢迎。在北京期间，尼赫鲁与毛泽东一起谈话的时间甚至超过他与周恩来一起的时间。最令人动容的是，当毛泽东与尼赫鲁在中南海话别时，不但亲自送后者上车，还心情复杂地吟诵了大诗人屈原的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由此留下了中印两国外交史上的一段传奇。杨红林
《环球时报》 ( 2006-10-13 第13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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