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社会矛盾新警号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钟玉明 郭奔胜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引起记者采访的专家、党政干部的普遍担心，他们认为，这首先表现为群众利益从广义上看受到损害的情况比较多发，进而导致社会情绪异变；其次，“无直接利益冲突”本身的化解非常困难，只能治本，难以治标。

　　有关专家进而分析，一些地方负责干部的责任心流失，是引发这种现象的根源，也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

　　“无直接利益冲突”发出警告

　　当前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利益冲突。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事件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其隐藏的风险不小，必须探索经济手段以外消解社会对立情绪的途径。

　　据了解，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如重庆、安徽，都发生过普通的街头小纠纷引发大规模冲突，而参与群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

　　在广东的民工群体中，这种倾向也比较明显。广州白云区公安分局局长骆振辉说：现在最难办的是，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人与有利益诉求的人搅合在一起，一小部分群众因为利益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周围几十几百人围观、起哄。扔向警察的石头，常常来自围观者，而不是上访群众本身。该区曾发生过一起袭警事件，起因是一宗十分简单的交通事故，死者家属和同乡围困肇事司机索赔，而围观者向执勤民警投掷石头，导致民警牺牲。

　　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来自同一地区的外来工集中租赁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条村庄的出租屋，形成“同乡村”。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派出所所长李明说：有时警察进村巡查办案，一群闲散人员涌来围观，一些外围群众不分青红皂白乱起哄。甚至有人恶作剧地喊一声“警察打人了”，也会引起骚动。

　　不满情绪也在一些“精英阶层”蔓延。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些社会公认的强势群体竟然也自称是“弱势群体”，包括企业主、机关里的处科级干部、企业里的工程师、学校校长等等。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树坚说，近年来民事案件剧增，其中大量案件的诉讼主张非常琐细，实质上根本用不着打官司。同时，民事案件调解率从1998年起逐年下降，特别是劳动争议调解率非常低，双方赌气成分很大，表明人与人之间、劳资之间宽容度下降，当事人对立情绪比过去强烈。

　　江苏省金坛市委副书记张建华说：征地拆迁、企业转制等全国较为突出的问题，在金坛市并不严重，但我们同样感觉形势不容乐观。现在老百姓在马路上不小心摔一跤，不是自嘲一声“倒霉”、起来拍拍灰土继续走路，而是骂“他妈的干部腐败，修的豆腐渣马路。”

　　南京大学风险与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教授说，我们的相关调查中，群众的回答十分情绪化，比如，群众认为官员贪污受贿10万元就应该枪毙，这与现行法律和现实判决距离巨大。

　　他说，这类“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如法国前一阶段发生的两起重大社会冲突事件中，一起是“巴黎移民骚乱”，一起是全国大罢工。前者可谓典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骚乱主体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利益要求，而骚乱暴力倾向强，延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处理难度大。全国大罢工则有明确的具体要求，就是要取消“首次雇佣合同”法案，政府可以通过谈判、双方妥协让步快速平息。

　　朱力表示，当前我国社会矛盾虽然还是以利益冲突为主，但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及其发展趋势，应保持高度警惕。

　　记者在沿海地区采访了解到，一些地方政府领导普遍有着“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心态。谈及社会矛盾，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盯住信访人群，盯住具体的利益要求。而对没有信访的占人口99%以上的广大群众，对其心理、情绪、利益诉求，关注不够。

　　中国城市公众自认“下层”者多 易诱发社会冲突

　　社会冲突及协调机制 江西庐山纳为考核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