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500万贫困母亲啊！她们缺衣少食、没有收入来源，更享受不到教育、保健等基本社会福利。她们的文化素质、健康状况很差，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病。她们占了中国7000万贫困人口的五分之一。

　　1995年春天，一个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等发起的旨在帮助贫困母亲治穷、治愚、治病的“幸福工程”行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告启动。全国政协常委王光美被推举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这一年她已是74岁高龄，更为人不知的是她身患癌症已有六个春秋。然而，为了1500万母亲的微笑，她将自己的晚年做了最后的选择。就是从这一天起，中国的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妈妈与1500万贫困母亲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寒冷的冬夜里，她忧心忡忡，牵挂着那些缺衣少被的母亲们

　　王光美自己也记不清了，从接手“幸福工程”这副担子以后，她究竟跑了多少地方？！陕西的大荔、福建的安溪、河北的易县、北京的门头沟……每到一处，她都要走进那一家家低矮破旧的茅草屋，坐在硬梆梆的土炕上，拉着贫困母亲的手嘘寒问暖唠个不停。她会掀开这家的锅盖，看看他们吃些什么；她会捏捏那个母亲身上的棉衣，看够不够暖和；她会把那些营养不良、又瘦又脏的孩子揽在怀里。人穷地穷，信息也闭塞，许多被看望过的贫困母亲并不清楚这位老人是谁，但这位老人对她们那份慈母般的关爱，让她们感动，她们称她是北京来的“老妈妈”。

　　王光美到陕西大荔县的安鲁乡那一天，下着雨，村子里一片泥泞。

　　当地陪同的人提议不要进村了，王光美执意不肯，穿着靴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进了村，冒雨走访了三户人家。当她来到一个叫王尚英的贫困母亲家时，尚英85岁的老婆婆正生病卧炕。王光美坐在炕边上，拉着这位她称之为“老姐姐”的病人的手一直没松开，把居家过日子的事一一问了一遍。当她听老人说因为家里穷两个分别22、24岁的女儿还没有嫁出去时，她安慰老人：“24岁还不算大么，我26岁才出嫁。等‘幸福工程’帮助你们过上好日子，又有这么漂亮的女儿，还愁找不到好婆家！”一句话说得全家都笑了。王光美的这句话两年后变成了现实。

　　每一个王光美看望过的贫困母亲都会长久地装在她心里。在陕西走访中，她注意到当地的不少母亲因为穷，纳鞋底时连个锥子都没有，只用一根针，扎不进去就用石头顶，费劲极了。回到北京，她一直想着这件事，就托家中的老阿姨上街去买回几十只锥子，她计划把这些锥子寄给那些母亲们。可惜后来考虑这些锥子在邮寄上有种种不便，没有寄出。至今，王光美还在念叨这件事。

　　冬天是王光美倍受疾病折磨的季节。“文革”12年的监狱生活使她落下了严重的肺气肿，稍一受凉，就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尽管医生和家人一再嘱咐她冬季一定要格外注意保重，但在她的意识中对冬天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在意。然而，从1995年开始的那个冬天，也就是从她走进一个又一个贫困母亲的家之后那个冬天，她对寒冷变得格外关注了。冬日寒风吹起来的夜晚，她会睁着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种种担心惦念走马灯似地在她脑子里打着转，早晨起来，她还要和家人念叨好半天。孩子们理解母亲又心疼母亲，说她是身上的老病未除，又多了新（心）病。王光美说：“从看望贫困母亲的那一天开始，这份牵挂就再也无法割舍了！”

　　她从女儿电话中“收获”的500元美金，成为“幸福工程”收到的第一笔捐款

　　王光美独特的生活经历使她一辈子没管过钱，至今她手头上每月只有两笔费用，一是理发费，二是看病的挂号费。她甚至不会数钱，前两年还曾闹过一个小笑话：一次她领回工资，有什么原因需要她立刻清点一下，而当时家中无人，她只好自己动手，把一沓工资大票小票一张一张挨着排起来摆了一床，然后用手指一张一张点过去，点来点去，越点越糊涂，足足半个小时也没点清，直到家人回来才给她解了围。

　　然而不会数钱的王光美却有一件“秉公执法，意外获金，全部捐献”的美事，一直为家人乐道。那是一天晚上，与王光美住在一起的女儿因工作业务上的关系急需打一个国际长途，情急之中她使用了公家为母亲配备的长途电话。这对一辈子廉洁奉公的王光美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她要女儿把这个电话登记在册，以备日后自己付费。女儿深知母亲之为人，二话没说登了记，而且第二天给母亲拍出500元美金，说是交的电话费。看着女儿一脸顽皮的神态，做母亲的明白了，两分钟的长途再贵也值不了那么多钱，这是女儿在孝敬她呢！几个孩子平日总是变着花样给她买这买那，她知道他们的心。

　　这笔钱能派什么用场呢？

　　王光美在钱的使用上多年来一直有她独到的原则，生活费用够花而已，多余的钱多做善事。她每月有限的工资，全部由家中老阿姨安排打点一家四口人（包括小阿姨、外孙）的吃穿用，此外收到的钱她全部都捐给了各种福利慈善事业。这其中有政府给四位已去世的老一辈革命者的夫人每年每人补助的2000元生活费，她年年都把它捐给了“希望工程”；这其中还有海内外众多不相识的人出于爱戴景仰之情寄来的大小数目不等的款子，她一一转寄给了那些遭受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的贫困地区；这其中还有孩子们逢年过节孝敬她的钱，她也都捐给了各种公益事业。

　　眼下，这笔从女儿的一个电话中“收获”来的500元美金使她又动开了心思，她一下子想到了即将宣告成立的“幸福工程基金会”。两天前，她去那里与工作人员见面相识，闲谈中了解到由于基金会刚刚组建，工作生活条件都比较简陋，许多人中午常吃不上热饭，她当时就有了心事。这钱来的是时候。于是，第二天，她让秘书把500元美金送到了基金会，捎去一句话，买个微波炉中午热热饭，剩下的钱买些其它急需的办公用品。

　　这500元美金成为即将成立的“幸福工程基金会”收到的第一笔捐款。用这笔钱买的一只微波炉成为基金会一个永远的温暖的纪念。

　　她相信，若母亲在天有灵，得知义卖家传古物救助贫困母亲，当十分高兴。

　　王光美的办公桌上有一只淡黄色的玲珑剔透的牙雕笔筒，那是她母亲留下来的，也是少奇同志当年一直使用的。“文革”期间，它曾经被抄，后来又失而复得。这些年来，每天看到它，王光美心中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温暖。她没有想到，就是这只笔筒有一天竟会触动她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决定实施的结果是为“幸福工程”增加了一笔50万元的巨款。

　　那是“幸福工程”启动的第二年，用海内外各界捐款建立起来的“幸福工程”专项资金以2000—3000元的小额低息贷款的形式直接贷到了第一批贫困母亲手中，这些贫困母亲用这笔生产自救的启动资金养羊、养牛、养鱼、做豆腐等，迅速走上了脱贫的道路。贫困母亲们看到了希望，更多的人向“幸福工程”伸出了求助之手。钱，成为“幸福工程”的第一件大事，王光美开始为钱操心。

　　博大的母爱之心总是以奉献自己为先，王光美再次把视角对准了自己。“我还能捐点什么呢？”一天她翻报纸，无意中看到一则拍卖玉雕瓷器的消息，她的眼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办公桌上的那只象牙笔筒上。“它也能换钱？”她一下子想起了母亲留下来的另外五件明清时代的家传瓷器，她像个孩子有了重大发现似的兴奋，立刻把那几件古物找出来看了又看。见物思人，她想起了她的母亲，一位当年女子师范毕业的充满了民主思想的进步女性。母亲一生重视教育，把几个孩子先后培养成了各个行业的专家。解放以后，她随女儿住进了中南海，可怎么也闲不住，非要找点事做。少奇同志看到当时中直机关许多同志的小孩子无人照看，让大人操心，就建议她开办一个托儿所。

　　母亲高兴极了，说干就干，挂起“洁茹托儿所”招牌的第一个星期就收了五十多个孩子，断奶仅40天的孩子她也收，而且全部免费。至今这个以母亲的名字命名的托儿所仍由当地区政府开办着。

　　“母亲一生实践着重教、奉献的做人原则，就让她留下的古物再还她一次愿吧。”王光美就这样决定了。

　　在北京’96秋季拍卖会上，王光美委托拍卖公司义卖六件家传古物。当拍卖师激动地介绍道：下面拍卖的几件特殊的东西，是王光美女士的母亲历经“文革”传下来的，王光美女士此次拍卖款额全部捐赠“幸福工程”。场内气氛空前热烈，欲买者争相竞价，六件开价21．6万元的古物，最后以56．6万元成交。

　　事后有一位外国记者问王光美，你把家传文物义卖掉，不觉得心疼吗？王光美回答：“‘幸福工程’需要钱，用拍卖所得救助更多的贫困母亲是发挥了这些文物的最大价值，我感到欣慰。这也符合我母亲一贯为人处事的精神，我相信她若在天有灵，一定会很高兴的！”

　　不是我感动了他们，是他们深深地感动了我 。

　　香港陈君实先生，从报上得知王光美的义举，深受感动，他先后打电话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国务院新闻办，打听“幸福工程”的联系地址，慷慨捐赠50万元。印尼一位早年在外做木工起家的老华侨，毅然捐赠30万元。

　　更令人感动的是那些并不富裕的捐款人。已故著名革命诗人萧三的老伴叶华，悉数捐来了萧三主编《革命烈士诗抄》的两次编辑稿费1858．56元。四川成都一位下岗工人给王光美写信，请她帮助联系拍卖祖传“宝贝”，所得一半捐给“幸福工程”，另一半留下来补贴家用。四川攀枝花钢厂的一位老工人掏出兜里仅有的8元钱捐赠“幸福工程”，此时，他老伴已身患癌症两年，为治病他几乎倾家荡产。王光美闻讯后，颇为动容，一再说：“可别轻看了这8元钱的含金量啊！”王光美过去的一位老司机李银荣，回中办工作已多年，当他得知王光美为“幸福工程”义卖的事，说什么也要表达一点心意，可他犯难了，他在机关工作收入很低，当工人的妻子挣得更少，一个女儿还在上学，一月到底几乎没有余钱。翻来找去，他找出了自己献血后机关补助的500元营养费，喜出望外，全捐了。

　　王光美谈起这些人和事如数家珍，“不是我感动他们，是他们让我深深地感动！”

　　让她深深感动的还有她的老阿姨，比她小5岁的赵淑君。早年丧夫的赵淑君1958年就到了王光美家，当时少奇同志与王光美工作都十分繁忙，偌大一个家，几个孩子全靠她操持，“文革”开始，刘、王夫妇双双遭难，王光美进监狱前，几个大的孩子都已下放，尤其当时才8岁的最小的女儿“小小”让她放心不下。她把“小小”托付给了赵淑君，以后的命运如何，无从知道，但她相信这位普通劳动妇女的为人。

　　不久，赵淑君被通知滚出中南海，行前唯一的自由就是她可以挑选一个箱子装些衣服杂物。她挑了家里最破的一只木箱，因为它比较大，可以多装点东西。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她挑着这只箱子，牵着“小小”的手，走出了中南海。

　　她被安排到北京一家锁厂做工，从1966年一直做到1978年。12年间，这位从刘少奇家中被赶出来的劳动妇女历尽怎样的艰辛，她自己绝口不提，外人只要从已长大成人的“小小”对赵姨那份胜似亲妈的厚爱中即可想见当年她与孩子相濡以沫的亲情。王光美1978年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了赵姨，把她接到家里，从此，赵淑君成为王光美家一位正式成员，一位真正的亲人。

　　令老阿姨特别得意的是，她当年从中南海挑出的那只旧木箱，经有关部门鉴定竟是少奇同志从西柏坡带回来的，是珍贵的革命文物，这只木箱已被少奇同志纪念馆收藏。王光美说，赵姨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王光美义卖家传古物之后，又一次想到了这件事，她提出从拍卖所得拿出一万元给老阿姨，作为她多年对革命文物的保管费。老阿姨一听急了，“你50万都捐了，我那一万有什么可留的？捐！”

　　在王光美不断提及的这些令人感动的人和事中，唯有一个人她从不提及，那就是她的外孙。那一年，“幸福工程基金会”在众多捐款中分别收到了北京实验二小署名王北亮、陈捕两个小学生的捐款，感到很有意义，就去调查，想写篇报道。不想刚一查，王光美的秘书打来电话：“别查了，王北亮是王老的外孙，另一个是我儿子。王老嘱咐，孩子的事一定不要报道。”第二天，放心不下的王光美自己打来电话，再次说明她的意见：“为贫穷的人捐款，对孩子很有好处，要让孩子感觉这是应该、自然的事。这两个孩子这些年年年都为希望工程捐款，我们从来不表扬，只是肯定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如果你们一宣传，孩子再捐款心境就不那么纯净了。真为孩子好，就别报道。”这篇没有写出的报道永远留在了基金会人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