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先生早年的文章有洋人的气味，大概受到了译文的影响，行文不那么通畅。他的批评鲁迅的文章后来一直受到读者的讥讽，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也感受到年轻时的幼稚。上世纪30年代后，他的文艺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兴趣偏于文史，尤对乡间美术情有独钟，写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食洋不化的东西少了。而且在对传统艺术的态度上，越来越和鲁迅接近。

　　《鲁迅书话》是他早年编写的书籍，对鲁迅的会心处颇多，很受人注意。不过他的看鲁迅，已不再用学理的目光，多在以审美的视角和史家的态度呼应五四的一个传统。我的印象里，他的文字是小品文的一种，但因为一直在战争的烽火里摸爬滚打，士大夫气淡薄了，有了生命的凝重气。他最接近鲁迅的地方不是杂文，亦非史论，而是对民间艺术的痴情。对比他们的文章，似乎在其中有一个相近的色调。

　　谁都知道鲁迅是现代木刻艺术的倡导者。在古代造像、漫画、连环画等方面的见识是不俗的。之所以关注新兴的艺术，不断在民间搜寻有趣的旧物，乃是为拓展精神的空间，扫去沉闷的空气。阿英在这些领域的兴趣也很浓，差不多也都有建树。比如对年画的考辨，明清木刻的梳理，晚清的画报历史扫描，在我看来都可做鲁迅美术观的一个注释。鲁迅用力于此，是多角度的，考虑的范围很广。阿英多见专论，细腻之处有别于他人。鲁迅得风气之先，阿英是循着鲁迅的思路深入，只不过有深浅之别，粗细之分罢了。

　　当年鲁迅盛赞汉唐气象和明清狂士的诗画，其实是寻找未被奴化的性灵之光。他在南阳石刻和六朝造像里，体味出爽朗大气的风韵，人的自然的、无伪的精神在此中散落着。鲁迅多年在苦苦搜集这些几近失传的艺术品，旨在保存旧的文明的最弥足珍贵的东西。可惜因为条件所限不能广泛搜罗作品。到了阿英这一代，条件好多了，看到了许多鲁迅未曾看过的作品。比如地下新出土的文物，偏僻地区的剪纸艺术等。阿英爱好的不是正宗的、流行的艺术，他似乎有些旁门左道，有点像寂寞的历史片段的打捞者。我读过他关于察哈尔民间窗花的文章，对剪纸中的乡俗性打量很深。他在四五十年代写下的关于民间文艺的文字，能看出他内心的沉静。在历史的盲区里穿行，是有大的欢欣的。农民的绘画，无名文人的刻图，闪烁的恰是民间最可贵的智慧。阿英在那样一个时代就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醉心于谣俗和乡野的趣味，在当时的环境里，能理解他的人，大概是有限的。

　　50年代初，他写下的许多民间文化的文章都是有鲁迅的背景的。《中国古代的民间舞蹈》一文就是从南阳汉画像找的资料。汉画像里的舞蹈场面，鲁迅当年就注意到，并且肯定了那里的风度。只是阿英显得更具体一些。关于南阳汉画像，鲁迅是最早的搜集者之一，论述精当，多出妙思。阿英是从更系统的角度进入这个世界的，一些朦胧的东西变得清楚了。《陈老莲木刻诗话》的话题，谈到了翁同和《瓶庐诗稿》，是对陈老莲的赞许。其实鲁迅当年对陈氏的称道，是更有深度的。阿英不是不知道此点，我猜想他在这篇文章里，说不定有诸多的联想吧。阿英对晚清文学和出版物极其敏感。他像鲁迅一样喜欢小说里的插图，以为那里透着淳朴的想象力，粗糙而不圆滑，率性而不虚伪，自然而少雕饰。《〈红楼梦版画集〉说明》、《屈原及其诗篇在美术上的反映》在史料上开人眼界，见识亦好，足以补充鲁迅的一些论述，可以说把一个美学的话题，伸展到开阔的领域了。这里处处能感到鲁迅的影子。作者在民间的古老的遗风里，印证了当年鲁迅审美意识的深切性。

　　晚年的阿英在文字里带有浓浓的趣味。乡下文明的古朴和奔放，都传染了他。我注意到他写的许多关于鲁迅的文章，是从心里流出的。那时人们谈鲁迅，喜欢从概念和哲学思潮入手，阿英却忠实于史学的精神及内心的感受，用苦苦的史料建设，去写鲁迅未能完成的文章。把野性的艺术和古风里的素朴的美，昭示于天下。现在讨论民间艺术时，人们常常还会想起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