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苏雪林女士在台北《传记文学》上发表了《鲁迅传论》一文（后收入《我论鲁迅》一书），长达3万字，大骂鲁迅曰：

　　鲁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

　　鲁迅的性情，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

　　鲁迅的行为，是卑劣，卑劣，第三个卑劣。

　　更以一言括之，是个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够不着的角色。

　　就连鲁迅对贫困的青年作家（如萧军、萧红、叶紫等）的经济援助，也被苏氏骂的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苏氏的这些“出圈”的骂鲁言论，正投合了蒋氏父子当时“反攻大陆”的政治需要，故在台岛并无人敢置一词。可是，远在香港的著名浪漫派小说家徐訏不干了，他实在看不下去，便写了《鲁迅先生的墨宝与良言》一文（收入《场边文学》一书），以自己的切身体会，驳斥了苏女士的信口开河，为鲁迅大鸣不平。文中说：

　　我不敢高攀鲁迅先生，既不会说“我的朋友……”也挨不上做他的学生，更不是他的亲密战友。我只是一个相信鲁迅先生是有文学天才与有文学修养的人。我敬佩他的天才也因而不相信他是圣人；天才的性格都有偏僻之缺点，鲁迅亦自难免。

　　还说：鲁迅不是我的偶像，我也不赞同他的思想；但他是我所敬佩的作家……我对于鲁迅的印象就是他对人的慷慨和没有架子。

　　这个“印象”所从何来？徐訏举出了两点：一是直接印象，即在他结婚前，曾向鲁迅求字。鲁迅很爽快地给他写了两幅。而他当时刚刚大学毕业，仅仅是《论语》的一名小编辑，除了曾经约稿外，他和鲁迅毫无私人交往。二是间接印象，即是众所周知的鲁迅对贫苦青年作家特别是由东北流亡关内的青年作家的慷慨帮助与支援。

　　基于上述两点，徐訏毫不客气地、尖锐地点名批评了苏雪林：

　　台湾《传记文学》上曾有苏雪林写鲁迅的文章，刻薄阴损，似有太过。特别是关于鲁迅在金钱上小气一节，我觉得是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在前辈的文化界名人中，能够慷慨地帮助青年的作家与教育界人士的，据我所知，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与鲁迅相比的。我虽没有向鲁迅有什么金钱或其他往还，但耳闻的实在太多。许多从内地以及以后从东北来的流亡年轻作家，求鲁迅帮助的，或多或少，总没有失望过。而鼎鼎大名的衮衮诸公比鲁迅富有的则往往是一毛不拔的。有人说，这是鲁迅的想有群众，是以小惠笼络青年的手段，但许多事实是鲁迅有时并不要别人知道是他的借助。我觉得鲁迅对于弱者贫者的确是有更多同情心。其实即以对人施惠以笼络人心来说，世上有多少人一心想有群众而不肯对人施小惠多着呢。许多过分刻薄的批评可以使任何善举都成为丑恶。

　　徐訏的这些有根有据、入情入理的断论，不仅驳斥了苏氏的那些不着边际的谩骂，为鲁迅辨了诬，也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善恶标准。对于弱者贫者尽力帮忙的鲁迅，比那些较鲁迅富有多多而往往一毛不拔的衮衮诸公，其慈心善意真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了。

　　应该补充的是，鲁迅晚年因政见的分歧与老朋友林语堂反目了，而徐訏与陶亢德二位，正是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和《人间世》的主要编辑，被鲁迅称为“林门的颜曾，不及夫子远甚远甚”（《致曹聚仁》，1934年8月13日）。鲁迅这封信，收信人曹先生曾公开发表，徐訏当然不会不知道。徐訏上世纪50至80年代与曹聚仁同在香港，接触甚多。鲁迅对林语堂先生的不满以及对他和陶亢德的“迁怒”，他应该是一清二楚的。然而，在事实和真理面前，他却不计鲁迅先生的“迁怒”，为鲁迅仗义执言，这实在也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