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红军长征中，担任开路先锋的红一、三军团斩关夺隘，战功赫赫，备受世人瞩目。其实，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和侧翼掩护的红九军团，同样创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

　　“铁流后卫”——红五军团

　　长征中，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在最后，主要负责抗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一路上，红五军团竭力阻击数倍于己的追兵，不顾自己时刻面临与主力失去联系，甚至全军覆灭的危险，多次击退并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被红军称为“铁流后卫”，参谋长陈伯钧也因善于殿后而赢得了“铁屁股”的美誉。

　　湘江战役中，为确保中央红军顺利渡过湘江，军团长董振堂临危受命，率部同蜂拥而至的敌人殊死激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然而，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被敌军阻隔在湘江以东，陷入重重包围。三十四师面对4个师的敌人孤军作战，5000多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被俘后，他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时，红五军团奉命在石板河阻击追兵。他们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奋战三昼夜，像一个“铁闸”一样，紧紧把十多万国民党“追剿”军堵在了仅有的一条道路上，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红军主力渡江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撤离了石板河，顺利渡过金沙江。完成渡江后，他们凿沉了渡江的7条木船，对尾随而来的敌人关上了追击的大门。

　　1935年6月懋功会师时，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七团刚刚翻过雪山，到达懋功县城东南的达维镇，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求他们原路返回盐井坪，为会师部队担负警戒。三十七团官兵没有任何怨言，忍着饥饿、寒冷和极度疲劳，先后三次翻越天险夹金山。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改称第五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他们编入西路军，渡黄河西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参加了攻占山丹、临泽、高台等县城的战斗。1937年1月12日，第五军在甘肃高台县城与近十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董振堂率部战至最后一人一弹，于20日壮烈牺牲。

　　“战略骑兵”——红九军团

　　长征中，红九军团多次担负侧翼掩护任务，以善于单独执行作战任务而著称，是机动灵活性最强的一支部队。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的指挥下，红九军团凭借善于穿插迂回、机动作战的优势，时而绕到敌军背后攻其外围，时而长驱直入打其指挥部，牢牢地牵住了十几万国民党军队的“牛鼻子”，分散了敌军对中央红军主力的注意力，多次为红军主力顺利脱险争取了时间。

　　1935年4月，乌江战役中，红九军团完成诱敌任务后，准备追赶中央红军时，国民党军队突然封锁了乌江渡口，整个军团全部被阻在乌江北岸。前面是滔滔江水拦阻，后面是敌军重兵围追，红九军团陷入绝境。由于电台发生故障，他们与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军团指挥员果断做出决定，向东北方向转移，先摆脱敌军，而后找机会向南渡江，追赶主力部队。

　　红九军团昼夜兼程赶到金沙县的老木孔。此时，黔军7个团正迎面而来，刚刚摆脱国民党正规军的红九军团，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恶敌吓倒。他们借助有利地形，设下埋伏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仅以17个连的兵力打垮了黔军整整1个师，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红九军团用缴获的电台与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指示红九军团继续单独执行作战任务，相机袭击宣威，吸引敌军，配合中央红军的渡江活动。4月下旬，红九军团接连拿下了宣威、会泽等地，获得大量的物资补给，力量进一步壮大。此举震动了整个云南，国民党急忙抽调部队进行围剿，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

　　5月上旬，红九军团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境内。此后，红九军团单独执行任务50多天，转战数千里，经历大小战斗20多次，扩军2000余人，牵制了国民党政府军和地方部队10余万兵力。

　　红九军团利用其擅长游击战的优势来回穿梭，分散了国民党军队追堵中央红军的兵力，周恩来多次称赞他们是响当当的“战略骑兵”部队。（郑椿霖记者 欧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