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他们没有参加长征，但他们的死都与长征有关。
当他们的战友们还在北上抗日的漫漫长路上艰难远征时，他们的生命征程却在长征的出发地走到了尽头。
他们没有分享到长征胜利的喜悦，更没有盼来他们曾描绘过无数次的美丽的新中国。
然而，每当我们唱起《国际歌》，每当我们读到《可爱的中国》和《带镣行》，总会想起那些永远年轻的名字：瞿秋白、方志敏、刘伯坚。
他们，是未曾长征的长征殉道者。
瞿秋白——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上刑场就义前的瞿秋白
分别5年，当父亲的面容再次出现在眼前，竟是绝照。
1935年的一个夏日，正在乌克兰参加夏令营的瞿独伊，从国际儿童院的同学手中抢过了一张《真理报》，上面赫然登着父亲的一张半身照片，再一看，竟是父亲牺牲的消息。
瞿独伊哭得休克过去。她不懂曾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父亲为何牺牲，她只知道，她的“好爸爸”从此没有了。
从女儿记事的那天起，母亲杨之华就让独伊在对瞿秋白的称呼前面加上个“好”字，虽然秋白并不是女儿的生父。
将自己和爱人合誉为“秋之白华”的瞿秋白，像珍爱他们的爱情一样，爱着这惟一的女儿。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苏联召开前夕，瞿秋白一家来到了莫斯科。此后的两年间，父母在共产国际上班，瞿独伊则先后被送入孤儿院、森林学校和儿童院。
与“好爸爸”并不多的相聚，在独伊的童年留下了清晰的印记：野花烂漫的季节，父亲带她到树林里采花，把花瓣夹在书里作书签；大雪中，父亲带着她去莫斯科郊外滑雪，还不时假装摔跤，逗得女儿咯咯地笑；每次来孤儿院探望女儿，父亲总要带来她最爱吃的牛奶渣，每次离开，独伊总是送出很远，直到父母的背影看不见……
1930年，瞿秋白夫妇秘密回国。临行前，他们对女儿说，爸爸妈妈有事要去南俄，很快就回来。
善意的谎言让匆忙的分别更加匆忙。独伊没能与父亲再见上一面，甚至在回国前一天当杨之华去医院看正在发烧的女儿时，这个胸前别着“十月革命者”红星的小小革命者还责怪妈妈不遵守探视时间。三口之家的团圆，从此不再。
直到40多年后，瞿独伊才从当年见证人的回忆中还原了父亲生命的最后片断——
1935年2月，中央苏区陷落前夕，瞿秋白在向闽西突围的途中被俘。起初，他自称只是医生，并寄信给上海的鲁迅希望设法保释，不料因叛徒出卖而暴露了真实身份。
当年6月18日清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白露苍茫。36岁的瞿秋白走到一处绿草坪盘腿坐下，向刽子手微笑说：“此地甚好”，尔后唱着自己于1923年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就义。
瞿秋白留在世间最后的影像，是就义前在中山公园中山亭前的留照。照片上身着黑衣白裤、神态安然的瞿秋白，与瞿独伊记忆里身材消瘦、面色苍白的“好爸爸”形象，今天仍常常重叠在她的梦里。
儿时的独伊并不知道，父亲从20岁起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病。
如果不是因为患病而无力奔跑，瞿秋白也许能够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如果不是因为患病而给了“左”倾领导者以留下的借口，他也许能够同红色大军一起走上险难重重却又充满希望的长征路。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被王明等人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已两年之久的瞿秋白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得知此消息后，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瞿秋白走，却遭到拒绝。
瞿秋白放下整理好的行装，举起一年前在上海与杨之华分别时妻子送给他的酒杯，同李富春、蔡畅夫妇等默默话别。中央红军出发那天，他把自己的良马交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第二天，当陈毅派马要他去追长征队伍时，他说：“我服从组织的命令。”
这时的中央苏区正面临着继5次“围剿”之后更为猛烈的风雨，对于身体虚弱的瞿秋白而言，留下，几乎意味着死亡。但瞿秋白选择了服从。
半年后，当生的机会摆在面前，视人格自省重于生命的他再次选择放弃。
重赏通缉了11年的瞿秋白终于“落网”，这对国民党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囚禁他的国民党师长宋希濂前来劝降。面对这个自己昔日在上海大学教书时的学生，瞿秋白把与宋希濂的谈话变成了一次关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否行得通的辩论，而辩论最终以后者的无言以对收场。
就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他们的条件似乎颇为照顾瞿秋白的面子：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
拒绝，还是拒绝。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或许，枪声响时，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的骨气所扬之处，正是秋白的内心所归！
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登报后，与他引为知己的鲁迅木然呆坐，低头不语。几个月后，鲁迅抱病将秋白译著编纂成集。
抗战爆发后，有人向毛泽东讲述了瞿秋白殉难的情形。毛泽东说，如果他不牺牲，现在来领导延安的文艺工作多好。
女儿瞿独伊，则用了长长的几十年来弥合失去“好爸爸”的伤痛。
1984年9月，俄文名意为“柏树”的她，在罗汉岭栽下了一棵柏树。
20多年又过，秋白就义处松涛阵阵，翠柏成林。第[1][2][3]页
| |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