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

　　高玉珍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回到北京。

　　30年前，落户陕西延安的2.8万名北京知识青年开始返城，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的高玉珍期盼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回到家乡。高玉珍的愿望最终随着“肝癌晚期”的宣判而烟消云散。2006年9月19日，58岁的高玉珍在自己插队的延安市黄陵县店头镇长墙村的家中与世长辞。

　　她的离去，使至今还留守延安的北京知青人数又减少了一个，变为320人。

　　高玉珍曾是毛泽东在首都接见的第一批红卫兵之一。

　　高玉珍的葬礼显得十分冷清。北京老家没有来人，五名前来送葬的留守知青被当作娘家人，受到最高礼节的迎接。这些“娘家人”送来的花圈的挽联上，将高玉珍称为战友。

　　接受再教育期间，这位刚烈女子的命运，因为一个玩笑而再次改变。

　　那是寒冬腊月的一个深夜，同宿舍的三名女知青让高玉珍去外面拿尿壶。光着身子的高玉珍刚出了门，便被恶作剧地关到了门外。随后，女知青们大喊抓贼，同院住着的男知青纷纷开门出来。慌乱之下，高玉珍跑出院门，钻进对面的院子里，院子里住的是贫协主席。

　　贫协主席家徒四壁，早年丧妻的他带着一个7岁的孩子。面对深夜闯进家门的高玉珍，善良的贫协主席急忙取来破棉被将她裹起来。

　　半年后，高玉珍怀孕了。县上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名将贫协主席五花大绑，初定20年刑期。批斗会那天，高玉珍跑到会场，解开绑在贫协主席身上的绳子，告诉政法组的人，“要判就连我一起判，是我先找的他。”

　　这件事情被汇报至中央，在有关部门的批准下，高玉珍成为当时全国第一位和当地人结婚的北京知青。

　　高玉珍的墓地位于黄陵县的桥山之下。桥山是渭北黄土高原向南延伸的一脉，《史记》中“黄帝崩，葬桥山”的记载让这个地方名扬天下。

　　前来送葬的留守知青龚凤海泪流满面。37年前，龚凤海和高玉珍同乘一列火车来到延安，“我倒没觉得她可怜，只是她把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这里，没想到，她最终还是埋在了这里。” 龚庄村的真正主人龚凤海插队的地方叫黄陵县侯庄公社龚庄村，让龚凤海感到稀奇的是，龚庄村并没有一名姓龚的，“看来我才是这个村的真正主人。”

　　一语成谶。

　　刚来时，队长发给他一条鞭子和30只羊。两年多后，羊群壮大到80多只。

　　1972年，龚凤海被招入位于黄陵县店头镇的某劳改农场工作，当过保管、看过大门、做过收发，但是始终没穿上制服。龚凤海曾要求开汽车，领导说汽车太贵重，出了事损失太大，结果派他去开拖拉机。

　　龚凤海认为，自己没被转干的原因是存在不正之风，“我绝不会做请客送礼的事情，不能惯他们的坏毛病。”

　　1979年4月，30岁的龚凤海因落实政策调回北京某公司当司机。然而仅仅一年后，由于生活上的不适应，他出人意料地要求调回黄陵原单位。1983年，35岁的龚凤海和一位当地人结婚，三年后离婚。

　　对于返京，龚凤海已不再想了，他没法面对自己的哥哥嫂嫂们，“就我目前的窘境，回去不是寒碜他们吗？哪里的黄土都埋人，何况我姓龚，龚庄村才注定是我最后的家园！”

　　单身多年的龚凤海性格有些孩子气，同为留守知青的于广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没事的时候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喝酒，边喝酒边抬杠。

　　龚凤海认为自己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让他感到烦的是，家门口的大街上，按摩院越来越多，他为此准备写一幅标语，“预防艾滋病，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假离婚事件

　　在留守知青里面，于广云的年龄最小，54岁，但看起来比其他人都要老许多，一口牙掉得所剩无几。于广云认为是酒喝多了的缘故。1986年，于广云进入店头酒厂工作。

　　于广云有一个绰号，猴儿。

　　1979年来插队时，于广云只有16岁。插队第一天吃饭时，给知青做饭的一位当地人看他最小，叫他“碎猴儿”，并且先给他盛了一碗饭。再给其他人盛饭时，窑顶的一块泥皮掉在了锅里。做饭的问大家怎么办，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那就让‘碎猴儿’一个人吃吧。”

　　1998年，延安地区为照顾留守知青的生活，将他们统一调入事业单位，于广云因此被调到黄陵县图书馆。报到第一天，领导看他身体欠佳，让他回去休息，于广云便一直休息到现在。

　　于广云于1975年和当地人刘百琴结婚，婚后两人回过两次北京。于广云在北京有六个兄弟，但他回去从不住兄弟家里，而是住在昔日的知青哥们家。在自己的兄弟家里，于广云总感觉憋得慌，“连烟灰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弹。”

　　为了能调回北京工作，在1986年，于广云曾和老婆准备办理假离婚，他告诉老婆，等他回了北京，再想办法把她调去过。按当时的政策，夫妻双方都是知青的，可以同时调回北京工作，但一方是当地户口的，只接受知青本人的调动要求。

　　在于广云苦口婆心的劝导下，老婆终于同意了他的想法。但在办理手续时，有人对他老婆说，于广云这个说法不太可靠。老婆立即反悔。

　　提起那次未能如愿的假离婚事件，于广云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回到北京，我们还是外地人

　　假离婚未遂后，于广云再也没有提过回北京的事。他觉得，北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北京是汽车，我们是架子车，架子车跟着汽车跑，非得散架了不可。”

　　几乎所有的留守知青都有同样的感受。

　　来自北京市朝阳区农光里的陈志曾回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回到黄陵县。北京的变化让陈志有些不太适应，“以前离家时，住的都是四合院，一出门，大婶大妈地叫，现在都住高楼大厦了，家家装了防盗门，邻居之间竟然都不认识。”

　　喝到微醉的时候，陈志显得有些悲伤，“其实我们这些留守的知青，谁不想回去呀？叶落归根，但我们是没有能力回去呀！”这句话让其他在座的知青唏嘘不已，顿时有人泪流满面。

　　陈志认为，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外，他们这一批人和北京的家人感情已经非常疏远，父母都不在世了，其他亲属对他们回京并不欢迎。

　　“父母不在了，就没有根了。”陈志认为，“所以，我们这一批人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去工作重新扎根。等我们走不动的时候，可以到孩子家里养老。”

　　陈志28岁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已升任一家电脑公司的副经理，并且有了北京市户口。这一点让陈志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他的孙子一出生，就会是北京人。

　　人和人不能比

　　从钟振远的家里出来，留守知青张彦门直感叹“人和人不能比”，他至今还租住在别人家的窑洞里。9月17日，张彦门刚刚办理了退休手续，他每月的工资是669.82元。张彦门的工作是给一家公司看大门，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他说退休了要好好在家休息；但在办完退休手续当天，公司打电话说愿意继续返聘他，张彦门想也没想又去上班了。

　　历史没有结束

　　龚凤海和于广云在一起就抬杠。龚凤海觉得，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于广云则说，早就结束了。他们经常为此争论不休，争论不休的时候两人就喝酒。喝多了，他们就一起唱那首让人斗志昂扬的歌，歌的名字叫《延安窑洞住上北京娃》：山丹丹开花赛朝霞/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漫天的朝霞山坡上落/北京青年在延河畔上安下家/毛主席身边长成人/出发在天安门红旗下/接过革命的接力棒/红色土地上把根扎……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陕西延安报道

(责任编辑：柯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