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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0月16日至17日，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在京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亲切接见了出席大会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希望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勇敢地肩负起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重任，争做自主创新的先锋，争做拼搏奉献的楷模，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光辉业绩。要大力弘扬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要积极投身自主创新的伟大实践，要主动参与和支持科技体制改革，要在全社会倡导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会议期间，本报对部分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代表进行了专访。
曹雪涛：还是要学习陈景润那种精神
本报记者 王亦君
在10月16日北京举行的第六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颁奖典礼上，一位身着戎装的青年科学家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我国“973”计划免疫学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研究所所长曹雪涛教授。
曹雪涛曾一次次地获得殊荣：“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全国杰出青年学者”、“长江奖励基金”获得者、“全军科研标兵”……
自成立免疫学教研室、组建课题组16年来，曹雪涛率领他的团队立足本土，刻苦钻研，努力攀登，瞄准医学免疫学前沿热点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具有一定特色的研究方向。这个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创新研究群体，先后在《血液》、《肿瘤研究》、《免疫学杂志》、《生物化学杂志》等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著120余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各1项，13项国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4种生物高技术新药分别获得临床试验批文和国家新药证书，并被上海市授予“新长征青年突击队”和“科技启明星优秀集体”等称号。此外，该团队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团队项目的资助和跟踪资助，并在军内荣获集体一等功。
谈起获奖的感受，曹雪涛平静地说：“首先我要感谢这个时代为我们青年学者从事科学研究创造了优良的环境，再就是我要深深地感谢我们的青年团队。医学科技发展到今天比以往其他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不同专业和领域的交叉协作，更需要团队意识和精神。我们在医学免疫学研究领域开展的创新工作，都是群体智慧的结晶和体现。”“团队精神需要事业牵引，共同的事业是形成团队精神最为可靠的基石。追求科学的真谛，彼此支撑协作，淡泊名利得失，再加上合理的任务分工，提高了我们科研工作的效率，也催生了研究的成果。”
“科学研究更应该注重‘创新性’。围绕专业领域的重大问题，只要我们锁定主攻的方向，持续努力，深入研究，提出有特色的学术观点，建立若干理论体系，就一定会有所收获。”曹雪涛说，“为什么在以前的‘小科学时代’能出现大科学家，而在如今的‘大科学时代’，却不容易出现大师级的科学家呢？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重提‘陈景润精神’，应该学习陈景润那种追求真理、淡泊名利、安心治学的精神。”
曹雪涛一直这样要求着自己，也以此激励他的团队勇往直前。
蒋浩民：让“中国四轮”穿上宝钢“金甲”
本报记者 董伟
34岁的蒋浩民喜欢围棋，喜欢航天。当他滔滔不绝地说起这两样儿时，很容易让人误会他的身份。其实，他是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的工作既不关乎围棋，也与航天无关，而是如何让国产钢板武装中国汽车。
如今，在中国道路上奔跑的汽车中，有一半使用了宝钢生产的钢板，福特、菲亚特等国际著名汽车制造商推出的新车也纷纷换上了宝山的铁甲，然而在不久前，中国汽车使用的还尽是外国钢板。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成绩，在这成绩的背后，蒋浩民和他的团队居功甚伟。
2001年，不到而立之年的蒋浩民领衔主持宝钢重点科研项目——“上海大众帕萨特轿车钢板成形技术研究”。“通俗点儿讲，我们的任务就是让帕萨特穿上‘中国衣裳’。”那时候，帕萨特用钢都是高价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的。
这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中国的钢铁虽然早就在数量上冲上了世界前列，但是在高水平板材冶炼中，仍然存在诸多技术空白，尤其是体现在高附加值的汽车板上。曾经一度，在中国生产的别克、帕萨特、奥迪A6等知名汽车的钢板全部依赖进口。
“那时候，技术引进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蒋浩民说，发达国家的高端技术实行严格的壁垒，不可能轻易地转移给别的国家和企业。要突破这些，只能靠自己去“琢磨”。
经过近3年的不懈努力，蒋浩民终于完成了国内外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钢板成形质量精益控制模型，掌握了高品质汽车钢板超深冲成形技术，成功地解决了国产高品质钢板不能大批量稳定生产和应用的技术难题。宝钢因此通过了帕萨特轿车整车零件认证，蒋浩民也兑现了他向上海大众老总许下的国产化诺言。上海市科委则把他的成果誉为“为数不多的科研成果成功市场化的典范”。
现在的蒋浩民已经是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市青年科技创新成果一等奖、上海市高新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等奖项的获得者。“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在我前面，有无数宝钢人披荆斩棘、前赴后继，为技术的突破奠定了强大的基础。”面对荣誉，蒋浩民不无感慨。
取得这样的成绩，蒋浩民深念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对他的熏陶。“规格严格，工夫到家”的校训使他认识到“严谨”之于科研的重要性。“虽然钢铁业不像航天那样，需要百分之百的精确，但是，只要是科学研究，就不能容忍差错。”蒋浩民告诉记者，他对他的团队的要求是“力戒浮躁，注重长远”。
袁家军：青年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本报记者 蒋昕捷
1995年5月，袁家军接任载人航天飞船第一副总指挥，时年33岁。
有人问年届七旬的“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你为什么选中袁家军？”
戚发轫回答：“年轻人是事业的希望，我37岁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袁家军33岁就当了副院长，他37岁当飞船总指挥发射飞船肯定行。”
1999年年底，37岁的袁家军圆满完成了“神舟”一号试验飞船的发射任务。
“从1995年到1999年，4年里整个团队没有休息过一天。”在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间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院长袁家军回忆起载人航天工程启动时的艰辛。当时，工程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独立自主，掌握核心技术。然而，在载人航空领域，并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东西，除了充分消化吸收以往返回式卫星的研制经验，就是尽可能地了解国外同行的相关动态。
在一次次的对外交流中，袁家军发现，国外同行并不认为中国有自主研制飞船的可能。俄罗斯同行甚至嘲笑中国只是要搞一个政治飞船去玩儿一玩儿。然而，当俄罗斯宇航界大公司领军人物组成的豪华代表团参观了北京航天城和飞船研制现场后，他们才真正意识到：中国人是要动真格的了！更让外国同行吃惊的是：中国有实力相当强的航天人才后备军。
袁家军说，在承担运载火箭和飞船系统研制任务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目前约有1万人从事载人航天工程的研制工作，其中70％~80％是45岁以下的青年。他们要面对飞船的696台设备、8万多个元器件，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造成重大影响。正是在这项工程中，一大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成长起来。
“科技创新就是要敢于打破原来的方法、假设和思路，走出一条新路，而这正是青年的特点。”袁家军总结了这批青年人才成长的五个要素——他们勇于接受挑战，不怕困难；他们善于学习，掌握学习的方法，做到一专多能；他们勇于承担责任，从小事做起，赢得信任，从而有机会挑起更重的担子；他们具有团队协作的能力，工作中替别人着想，有困难共同面对，有风险共同承担；他们都有持之以恒的精神，面对难题锲而不舍。
袁家军认为，我国在航天技术领域还有非常大的空间，不过首先必须建立国家层面的创新机制，比如航天技术应该是一个科学、技术和工程结合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建立一个创新的体系，把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人才组织起来，协同合作。
作为中国科协副主席，袁家军始终把青年看作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他希望未来有更多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积极地投身到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中来，结合自身所长，走出一条新路。
潘建伟：得奖是对团队合作的肯定
本报记者 王亦君
刚刚获得第六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的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教授潘建伟，在量子物理学及量子信息学的交叉实验领域做出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并成为首个以国内研究成果入选欧、美两大物理学会评出的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进展的中国科学家。
潘建伟说：“得奖对科学家来说，是因为幸运而得到的奖赏，是对团队、集体工作的一种肯定，也是对祖国多年培养的回报。我从事科学研究的动力不是得奖，而是追求内心的快乐。”
潘建伟介绍说，量子计算能力强，量子通信保密性好，量子信息不仅仅是基础研究，而且已经为我们指明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计算机引领我们进入了信息时代，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将看到量子计算机的诞生，其强大的运算功能将超过目前世界上所有计算机的运算总和，因此各国都开始重视这个领域。
“目前，在计算机领域，芯片的体积越做越小，速度越来越快，也越来越接近单原子的水平，原来的经典电动力学理论就解释不通了，这个时候，量子力学就起作用了。”他举例说，“比如，对一个400位的自然数进行因子分解，使用目前最快的计算机来算，大概需要几十亿年，人们可以利用这种漏洞来做所谓的保密通信；而如果使用量子计算机，只要1分钟就可以算出来。因此，一旦拥有了量子计算机，目前的密码系统就会毫无保密性可言。基于这种构想，在1997年，我和国外的同事合作做了一个量子信息基础研究领域的原理性实验，当时就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领域。”
为了尽早将这一领域引入国内，从1998年开始，潘建伟每次回国都呼吁尽快开展量子信息实验研究。经过几年的宣传和呼吁，量子信息研究终于在国内被重视起来。
潘建伟说，搞科学研究，首先是要追踪国际上最新的科研进展。一方面，自己要有想法，在树立目标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困难的、什么是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另一方面，要与国际同行加强交流。作为一个实验科学家，一不能脱离国际上的大的学术环境，二不能脱离国内的学术团队。“如果一个充满朝气和合作精神的科研团队每天都探索新的东西，同时又有机会与国外的同行交流，那么通过交流，你就会产生很多新的想法，日积月累，你会发现自己越做越好。这是我从事多年研究所获得的重要经验。”
郭雷：为出成果，不为出论文
本报记者 蒋昕捷
45岁的郭雷院士对创新有着独到的见解。在中国科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把创新归结为三点——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以及寻求解决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要获得预期的证明，唯一的办法就是选择一条完全不同于过去的途径。”早在读研究生时，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的这句话就成了郭雷的座右铭。
1983年10月，郭雷第一次开始做研究，年轻气盛的他，想法挺简单：两周内把问题解决，证明自己的研究实力。没想到，忙活了两个多月，课题毫无进展。曾有几次，他误以为问题解决了，兴奋得手舞足蹈，然而冷静下来一检查，发现出错了，又懊恼得捶胸顿足。
“当时就好像是在爬山，快爬到山顶的时候，一失足，又从山顶上滑到了山脚下。”如今已经是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的郭雷时常想起那段往事。当时，年仅22岁的他在日记中写道：要有独立的想法和独到的见解，既要异想天开又要脚踏实地；去证明别人想像中的结论，即使成功了也不会引起太大的轰动，除非那是一个公开的难题；命运和前途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应自己造就自己。
这些后来都成为郭雷学术生涯中创新的源泉。研二时，郭雷在导师的指导下，在国际上首次证明了非“持续激励”情形下随机梯度算法的收敛性，此成果至今仍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此后，郭雷与导师合作完成了近20篇论文，一些成果被选入美国“控制与动态系统进展”系列专著中，他与导师共同提出的“衰减激励”方法被认为是使估计与控制同时达到最优的“强有力方法”。
从那时起，郭雷就开始培养自己的科研鉴赏力，他有一个原则：必须选择有实质性贡献意义的科研项目来做，“枝节性的研究容易出论文，实质性的贡献才能出成果”。郭雷认为，一个科学家值得自豪的应该是他的学术贡献，是他解决了什么，而不是他发表了多少论文、争到了多少项目、获得了多少荣誉。
作为中国科学界的“名人”，常常有学生请郭雷题字签名，但他总是以三句话相赠：诚实做人，认真做事，创造性地思考。这是他对研究生基本要求的“浓缩版”。郭雷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科学研究不是本科生做练习题——本科生做题所追求的结果肯定是对的，因为老师已经知道答案；而研究生所研究的课题，问题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探索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该怎么提，如何得出结论，都是对个人创造性的挑战。
在郭雷看来，如果一个人在研究生阶段还不能创造性的思考，未来在科研领域也很难有建树。
照片：10月16日，刚刚获得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的部分获奖者互相致意。当日，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六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报记者郑萍萍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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