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俄罗斯经济学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最近撰文指出，中美潜在的冲突不仅是因为两国经济发展模式各异，而且还与文明和价值体系的不同有关。当然这不一定会发展成“文明的冲突”，但这方面的竞争将不可避免。俄《政治杂志》周刊最新一期刊登了波波夫的这篇文章，题为《“北京共识”和文明的竞争：“亚洲价值观”与21世纪中美关系》。

　　“北京共识”倡导包容

　　“亚洲价值观”是团体利益(村庄、企业、民族和国际社会)优先于个人利益。这种价值观常常与西方价值观发生冲突，后者的基础是神圣而不可剥夺的人权。按照西方价值观，人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剥夺，哪怕是为了实现社会最高福利。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的原则是，民主价值观与人权具有优先重要性。根据其所著的《正义论》一书中的观点，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人权“不可能是政治交易品”。

　　另一方面，“亚洲价值观”(常常能在儒家学说中找到其根源)的护卫者坚持认为，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在他们看来，原则上可以为了社会最高福利，如为了实现稳定的高增长率和社会平等牺牲个人政治权利。新加坡前总理、“亚洲价值观”的拥护者李光耀之所以捍卫专制统治模式，原因就是这种模式对取得经济成就非常有效。

　　从“亚洲价值观”的妥协原则(为了实现社会最高福利)中引申出的另一条原则是，容忍各种形式的社会制度，尊重选择和尝试，理解为了团体(民族、文明)的生存与繁荣，放弃一切意识形态和各式各样的“主义”。这种宽容性与美国的侵略性和将世界简单划分为“我们的”和“你们的”是背道而驰的。

　　中国领导人不干涉别国内政，不教训他人——即使是在提供物质帮助的时候——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从不附加任何条件。中国不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和禁运，认为这在原则上是不妥当的。甚至在与台湾关系中，中国始终致力于发展同它的经贸和文化联系，而恰恰是台湾对此百般阻挠。迄今为止，台湾几乎没有来自大陆的任何投资(台方禁止大陆投资)，而同时台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额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

　　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孙子曾经说过，“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过去和现在的中国统治者似乎比他国领导人更好地实践着这样一条准则——以自己的榜样力量确立领导地位。用《纽约时报》前专栏作家乔舒亚·雷默的话说，中国可能正在成为“不对称超级大国”。他提出了著名的“北京共识”一词。“北京共识”的特点是，对私有化和自由贸易持怀疑态度，主张全球化不应破坏国家主权和国家发展模式。雷默写道，“中国没有模仿拥有大量武器、对其他世界观难以容忍的美国式超级大国，而是以自身模式的榜样作用、自身经济体系的影响力和对国家主权的坚决捍卫来获得世界影响”。也许，“亚洲价值观”中恰恰包含了中国的文明和国家观念经久不衰的秘密。

　　展现灵活耐心特点

　　中国不仅是最古老的国家之——其文化的继承性从未中断——还是2000多年来(除去最近几百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中世纪，中华文明实际上是为数不多没有丧失对自身根源继承性的最古老文明之一。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阿拉伯哈里发政权和蒙古汗国在入侵者的铁蹄中纷纷倒下，而中国则不断进行着自己的朝代更替。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世界领先，只是后来才把第一的位置让给了英国，但现在一切似乎又重回它手中。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表现出了比通常认为的更大的灵活性和耐心。当1949年共产党将国民党赶到台湾并快要打到香港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一举拿下香港，殖民者做不出任何军事抵抗。就在此前不久，毛泽东没有听从斯大林的意见，后者建议他不要让部队南下，不要越过长江，不要攻打南京国民政府。试想如果毛当时采纳了苏联建议，中国现在就可能像朝鲜半岛那样分裂为两个部分。然而当快打到香港时，毛泽东突然决定停下来。据说，他作出这个决定只是想看看香港会发展成什么样。显然，他希望获得自由的中国将证明自己在与帝国殖民地经济竞争中具备的优势。

　　但结果正相反：香港迅速成为了亚洲最富裕城市之一，生活水平甚至超过宗主国英国。然而，毛的决定里肯定既有精密的谋算，也有即兴而发的创意，还有战略上的远虑。即使是在饥荒最严重的“大跃进”年代，中共还是严格按照签署的条约，派军用列车将粮食从广东运往香港。中国后来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香港这个样板。

　　两种模式将有竞争

　　总的来说，“亚洲价值观”可能比新教徒宣扬的“个性自由和人权”对其他国家更有吸引力。毕竟中华文明已经存在5000年了，唯有它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昙花一现。中国近几十年的重新崛起使得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落后局面只被看成是“一时的发展困境”。

　　今天被称为“亚洲价值观”的东西，在19世纪新教出现之前就是全人类的通用法则——此前根本没有个体利益优先于社会利益之说。

　　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将自由和人权放在第一位的西方能够在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赶超其他文明，因此只需效仿西方，就可取得同样的成就。但战后东亚，尤其是东亚的中心中国的崛起使我们认识到，为文明的竞争画上句号还为时尚早。

　　21世纪中美这两个国家将会形成怎样的关系？有几种可能。如果中国与西方冲突能够按美国希望的那样解决，中国的高增长速度将放慢，美国还将长期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但这种地位势必意味着继续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发展模式和西方价值观，这会引起其他地区的不满——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冲突会更趋激烈。

　　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约10%的年增长率，那么二三十年后，它将成为不是与美国并驾齐驱、而很可能是取代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问题在于，东亚发展模式和“亚洲价值观”将会如何：它们或是被传统的西方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取代，或是正相反，逐渐推广到全世界，包括美国。当然，也不排除在两种模式和价值体系之间实现某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