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重庆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条例》将网络恶搞纳入调整范围，违者可能被罚款拘留。在网上发布侮辱他人的信息、散布不利于他人的言论、进行人身攻击、诋毁他人形象等行为，将招致相应的处罚、警告，对个人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3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并处以5日以下拘留（10月17日《北京晨报》）。 法网也能罩住互联网，笔者并不反对利用法律对网络上的行为进行调整，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调整应该是理性的：要充分相信公民会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应该有盲目的公法崇拜，迷信直接使用国家强制力。具体到上述法规，笔者认为网络侵权，应该首先使用私法规范进行调整，而不是两民相争，政府罚款渔利。 与现实生活一样，“在网上发布侮辱他人的信息、散布不利于他人的言论、进行人身攻击、诋毁他人形象等行为”也会发生，但是与现实生活不一样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这样的危害，人们往往根据民法的有关规定告上法庭要求停止侵害，甚至要求精神赔偿。而刑法与行政法，仅仅是保护法，当民法手段不足以保护公众的利益时，这些公法才会出面，还社会以公正。因此在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公法保护并不是最优的选择，而是最后的选择，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法律谦抑性的体现。 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保护者，针对网络侵权，法律应该相信公民会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网络侵权，公民却不积极行使救济权，原因何在？我想并不是公民无视自身的利益，而是因为保护自身利益的民事法律的不完善：比如极其苛刻的举证条件，极其有限的赔偿范围，没有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这些使得民事手段不能够很好地保护公众的权利，使得公众不积极地行使权利。 当此情形，国家应该做的是，建立完善的民事法律体系、方便的诉讼救济途径，使得公民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更好地保护自身的权利，而不是舍本逐末，不遗余力地制定各种各样的行政法，直接介入公民之间的纠纷。 将每一次私人的纠纷都看成对国家的冒犯，这样的思路并不是法治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国家应该充分尊重个人的努力，当个人无法保护自己时才应该出现，而不应该直接介入公民间的冲突，更不应该以公民冲突为由，收取本应由冲突一方得到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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