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华网上一篇《争与不争？韩国拟将“中医”改“韩医”申报世界遗产》的贴子引起了热议，很多人对此痛心不已。

　　跟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申遗的新闻一样，对于韩医申遗的新闻，我们特别需要三思而读。据韩国媒体报道，他们要申报的是韩国的一本传统医书《东医宝鉴》。此书编纂于1613年，著者为韩国朝鲜时代的太医许浚。在韩国人眼里，这本书的地位相当于中医中的《本草纲目》，值得大大彰扬。可以说是我们一些报道的哈哈镜把事情弄得面目全非。

　　然而，这其中，实在有一种忧虑，需要反复回味。虽说回归传统的呼声节节攀高，但真的去寻根之时，又无迹可觅。从根子上说，我们是个很实用的民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大幅度的“薄古厚今”，人之浮动，前所未有。无根之时尤其盼望有点确定的东西，特别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谁都不愿意做一根无来由的浮萍。于是，对传统事物的抽象怀念遍地开花，一旦发现他人“窃走”了祖传的宝物，愤慨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在真实的生活中，有几个人踏踏实实地去了解传统、维护传统呢？就中医而言，其中包含的人生哲学、生命智慧、悬壶济世之道无限丰厚，又有多少人细细体会？我们“维护传统”的心结固然可贵，但一个民族不可能一方面在生活中无休止地“告别过去”，另一方面又高调维护旧物，这种矛盾，使我们在面对“韩医”之类事情时反应特别功利，不能从历史渊源、中医传播的理性分析中讲道理，而只能空言愤慨，显示出狭隘的排他性。

　　这里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媒体。媒体的知识缺失是个持续性的病症，几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现代社会需要媒体提供有效的信息，从而达成公众和个体有效生活的信息基础。这需要媒体勤于掌握事态的前前后后，渗透到事态的深层去。这次“韩医”事件中，没有多少学力深厚、气态雍容的报道，激发起读者和网民的情绪之后再无下文。为什么不能请相关的医学、历史学、哲学方面的专家和读者一起谈谈这个问题？相信这样的问题谈好了，一定会对社会文化的历史深度有极大的裨益。

　　从积极意义上看，我们应该欢迎韩国去申报《东医宝鉴》这类文化遗产，这其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光荣。几千年来，中国在农业文明的地缘文化中担负着文化输出国的核心角色，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汉字文化圈。很多东西传出去上千年，已经分不清你我，成为东亚共同的财富。韩国申报《东医宝鉴》，也是对历史的一种保护。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奋发有为，再次承担起文化创新的民族重任，再现文化输出国的气度与魄力。与其老是计算老祖宗传下来什么，还不如好好想想在我们这一代手里能够为下一代传下去什么。没有创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焦虑之处。（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