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算幸福此其时

　　人类社会进程显示：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生活富裕并不意味着人类幸福，GDP增长也不能完全代表全体国民能够同享现代化。

　　撰稿／陈统奎（记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南太平洋岛国瑙鲁，每年出口鸟粪创收颇丰。岛国1．28万名公民的一切福利政府全包，每人一年还享受35万美元的政府津贴。他们无须工作，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驾驶着豪华越野车，吃着考究的西餐，雇用“外佣”打理家务。

　　人们都说瑙鲁是人间天堂，人人养尊处优，舒适安逸。然而，这却是一个“短命”的天堂。瑙鲁是全世界高血压、心脏病、脑中风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同时还是全世界人均寿命最短的国家，全岛只有1．3％的人能活到60岁。

　　瑙鲁人幸福吗？程国栋的回答是：不。如果用幸福学大师、荷兰Erasmus大学Ruut Veenhoven教授的“幸福生活年”算式，用国民幸福总值与预期寿命相乘，瑙鲁人的“幸福指数”只会排在“最不幸福”之列，无法与“最幸福”的瑞士人比肩。

　　难得全民共识

　　瑙鲁人的不幸毫无疑问是一个警示，人们应该稍稍停顿一下忙碌的脚步，反思一下：我幸福吗？我怎样才能幸福？

　　2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国走在“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的路上。如今，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劳资矛盾、贪腐、环境污染、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在执政者的议事日程上位置越来越优先。

　　此一进程，正是执政者和人民理性不断提升的过程。人类社会进程显示：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生活富裕并不意味着人类幸福，GDP增长也并不完全代表全体国民能够同享现代化。

　　2006年国庆长假刚结束，为期4天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同意将“和谐社会”这一执政理念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

　　会议公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在程国栋看来，构建和谐社会是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指挥棒”直指“人”的终极目标，正是执政者“发展为人、执政为民”理念之所指，为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幸福。程国栋转述英国哲学家休谟的话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

　　“在物资贫乏，追求温饱的年代，人们见面通常问‘吃了没有？’；小康之后，人们将更关心‘我幸福吗？’。发展为了人，发展也必须改造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也必须与时俱进，与之相适应。发展要依靠人，只有依靠与时俱进的人，才会有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程国栋是全国政协委员，2005年全国两会上他提交提案，呼吁核算“国民幸福指数”。

　　在这份提案中，程国栋提到了首倡并实践GNH（国民幸福总值）治国理念国家——不丹，这是一个深藏于喜马拉雅山的隐蔽小国。在世人眼里，不丹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首都廷布没有高楼大厦，高科技产品如手机或数码相机很少有人使用，全国只有一家电影院，上映的大部分都是印度电影。虽然生活简朴单调，但人民内心充实宁静，其乐融融。全国只有20多名囚犯，所犯的最重罪行也就是偷拿了邻家的东西。

　　程国栋对“贫穷并快乐着”的不丹充满敬意，特别是不丹国王提出的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提升国民幸福总值。

　　令程国栋欣喜的是，党中央最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设想，开始把目光投向价值观之构建，这其实是治国理念的一个跃进。新华社引述会议公报的原话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

　　64岁的程国栋是一个上海人，这位冻土研究专家、青藏铁路功臣在兰州一呆就是大半辈子。他认为，社会的演进，需要与时俱进的“核心价值”来整合一国之建设力量。国民幸福指数可以引导这个“核心价值”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党正式推行“和谐社会”发展战略，颇具远见，深怀理想。

　　和谐社会已定义为6个具体目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间流传一则“拆字解释”：有“禾”入“口”是为“和”，人“皆”能“言”谓之“谐”，二者俱有则“和谐”达矣。清华大学历史学者秦晖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全民共识”。

　　呼唤快乐哲学

　　和谐社会是法国思想家傅立叶提出来的概念。他为人类描绘了这样一种制度图景：未来社会中，人们的三大类十二种欲望将形成一种统一的和谐欲望。这是一种把个人幸福与人类幸福结合起来的欲望。在这种欲望满足之中，社会形成一种和谐制度，它使妇女彻底解放，使个人幸福与一切人的幸福相一致，人们沉浸在自己的情欲与爱好之中。这是一种无比诱人的社会景象！

　　“这种制度神话，正在向我们走近。”作出这个判断的是浙江财经学院人本经济研究所所长、快乐学研究专家陈惠雄。

　　2003年3月，陈惠雄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市场经济与浙江的和谐乡村社会模式》，在这篇文章里，他引用“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社会。在汉语里，和谐是一个优雅名词，和谐的思想亦源远流长，很多人都可以脱口而出“和为贵”、“和而不同”。但是“和谐社会”这个概念的面世却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它得益于翻译家引进傅立叶思想时的创造。

　　陈惠雄还记得，1981年国内经济学界有一个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但是他觉得“讨论不彻底”，于是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思考，写了一篇《关于人类行为目的的研究》。可是，当时没有地方敢发表他这篇论文，“国内根本没有人谈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禁区，你不能谈抽象的人，更不能谈幸福快乐是人的目的”。

　　陈惠雄没有就此打住，他依然继续研究“快乐经济学”，并于1988年出版了《快乐论》一书。这本书的出版还引起一场虚惊，因为谈论的理念并不是主旋律，该书因而被有关部门调阅，“研究经济学嘛，大家都谈增长、税收、GDP，而我却写快乐论，他们觉得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陈惠雄说，由于书里还谈了点社会心理学，有关部门才不了了之。

　　这场风波依然没有改变陈惠雄的研究志向，1999年他的《人本经济学原理》出版了。这时，“一辈子持续做一个事情”搞快乐经济学的华人经济学家，也就是陈惠雄和远在澳大利亚的黄有光。他们俩也就惺惺相惜，成为挚友。

　　2003年，陈惠雄开始大胆谈论这个主题了，并借用“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来统领他的“快乐论”和“人本经济学”思想。

　　对陈惠雄来说，从“快乐”到“人本”，再到“和谐”，概念转变之间记录的是一个学者的“个人学术史”。对于国家而言，“和谐社会”成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是执政理念与价值观转变和重建的一件大事，一个思想意识上的大进步。

　　走向GNH时代

　　“国家之所以提出和谐社会，是因为我们看到，经济增长了，但是国民快乐与幸福指数并没有增长，由于沙尘暴、水危机、环境污染，恶性疾病越来越多，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烦躁不安的气氛。”陈惠雄说。

　　陈惠雄曾经曾在学术论坛上，把杭州人与上海人作了一比：上海人1000元一月，杭州人800元就足。何故？杭州人另有200元是由西湖提供的！如果没有优美的环境，人均5000美元，又何以能够和谐？陈惠雄说，中古时富饶的西部变成今天的贫瘠高原，如今北方沙尘暴的肆虐，水源极度缺失，这些都是不和谐的后果。“天人相克，人如热蚁，快乐何有，和谐何有﹖”

　　程国栋提醒说，除环境压力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外，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的社会压力也不容忽视，自杀率的提高说明中国公民社会压力之大，“社会焦虑程度较高，恐惧、郁闷、无安全感成为一种较普遍性社会心态。”当下，工作、房子、医疗和小孩教育是广大人民最担心的几件事情。

　　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社会问题开始在国家议事日程上与经济和政治问题几乎占据了同等重要位置。“这是社会管理上的一次进步。”陈惠雄说，只要全民贯彻在这样一种理念之下，中国就充满希望，“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尤其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应该成为我们立法和道德的基础，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幸福，应该成为我们最高的宗旨和法则。”

　　这就不难理解，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国家统计局指出要核算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不过，由于历史上中国并没有像西方社会一样出现过快乐主义哲学运动，国民对这些指数背后的快乐哲学相当陌生。

　　“国家提出核算国民幸福指数，最重大的意义不在于去测度它，而是理念跟价值观上的创新意义。”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已经把居民幸福感指数列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陈惠雄期待国家统计局的行动引发一场思想运动，从而在国民心中形成一种共识，因为“国民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是否和谐的终极标准”。

　　研究表明，目前中国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既具备了较强的地方财力，同时又正处于收入分配倒U型现象的峰谷段，这是最低收入阶层承受的身心痛苦最大的时期。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升高，更重要的是因垄断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甚。

　　“由相对收入差异产生的心理性贫穷是社会管理的主要障碍，因此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等实现财政资源的帕累托配置，是此时期政府职责必须关注的重点问题。”陈惠雄说，这是推动国民幸福总值最大化的最行之有效的途径。

　　无疑，转型社会又走到了一个拐点上。“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这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历史课题，也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陈惠雄期待，“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能够成为今后人们的价值中枢，成为政府的价值中枢，成为政府开展工作的最根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