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叶应礼。雷县鸿摄
长征路上
“我加入团组织,当时只有15岁,介绍人是比我大一点的红安同乡、开国名将李天焕。刚参加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时,我连枪都托不住,我的名字原先是叶英礼,但不知后来怎么叫成了叶应礼”,回想起最初参加革命的事情,九十多岁的老红军叶应礼竟有些不好意思。 见到叶应礼时,老人和老伴正在干休所院子里聊天,在回家上楼梯时,叶应礼不让记者搀扶,硬硬朗朗地上到了二楼。
刚参加红军那会儿,叶应礼先是到通讯训练班学习有线通讯,不久,叶应礼又被编入彭(湃)杨(殷)学校,继续学习有线通讯,校长蔡承熙,副校长傅钟。“据我所知,1931年至1932年红军到达川陕苏区时,只有一部电台,后来红四方面军由四个师扩大为五个军,电台就分为三部,但没有专职译电员”,叶应礼回忆说。
据叶应礼讲,红四方面军长征到四川剑阁后,陈昌浩要求他学无线电,于是,叶应礼又开始学习无线电充电机。在叶应礼的记忆里,陈昌浩是个知识分子,像个教授或学究,懂外语,读了很多马列的书,曾一度忠诚执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学习一方面军的经验,红四方面军才逐渐将电台、机要和破译分开。
在第一次北上过草地时,叶应礼在左路军电台,跟着王树声;张国焘搞分裂南下时,叶应礼又跟着张国焘。
1984年,70多岁的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踏上了当年红军的长征之路。一年后,他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现年六十八岁的叶英礼,说起话来柔声细气。他曾是四方面军总部的电话员,由于工作的方便,把张国焘和他的指挥员们的行动都看在眼里。当时,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各军团、同毛以及中央委员会联系都用无线电。在四方面军内部则用电话联络。张喜欢亲自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他马上就暴跳如雷(许多高级官员
脾气都相当急躁。事过之后,他们又很友善)。叶英礼认为,张和朱德虽吃住、行军都在一起,但是朱德没有实权。
在接受采访时,叶应礼清楚地对记者讲:“张国焘脾气的确暴躁。当时的电报主要就两类,一个请示报告,另一个就是中央的指示,再有的话,就是侦察敌人的情况,破译敌人的电报把敌情报告给领导”。
河西血战
叶应礼告诉记者:“1936年10月,红军几个方面军在会宁地区会师。当时,听说根据中央指示,要组成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并计划直插新疆,任务是
打通国际路线。我当时所在的红五军以及九军、三十一军,随西路军总部西进,但在一条山、古浪等战斗中,红军损失不小,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红军陷入困境,被敌军分割包围在倪家营子、临泽、高台三角地带”。当时,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三十七团坚守高台,军政委黄超等率三十九、四十三团守临泽,两地相距20多公里,叶应礼和电台机要人员跟着黄超。董、杨处靠敌人的有线电话和临泽联系,谁知刚过两天,电话线被敌人截断,高台告急。派去救援的队伍因敌我众寡悬殊,终未成功。高台陷入了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困境,而此时先前起义的民团叛敌,高台失守,董振堂、杨克明等壮烈牺牲,仅有极少数红军战士突围出来,回归主力部队。而叶应礼所在的临泽,情况同样危急,没有子弹,红军战士便用盆盆罐罐装上砂石向敌人投掷,所有的水壶都被收到一起,制造土炸弹,英勇抵抗敌人一波又一波进攻。在最后关头,守临泽的红军按照总部命令,星夜突围出来,回到总部。
回到陕北
损失惨重的红军队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仍然和围追堵截的敌人殊死搏斗,但梨园口一战,红军被迫转入人烟绝迹的祁连山区。
说到祁连山,叶应礼端起茶水,沉思片刻说道:“祁连山里几乎就看不到人家,红军战士都已疲惫不堪,又冷又饿。在一个叫康鲁寺的庙宇前,部队进行了一次整顿,将一些机关人员补充到基层。离开康鲁寺走了一夜,等到拂晓在一片树林里隐蔽时,叶应礼这才发现,周围只有二十多个人,其中还有伤员。这时,连长和指导员说,我们的掩护任务已完成,山里不好久留,大家有短枪的带上,长枪都砸坏,队伍化整为零,设法突出山口,想法回陕北”。
从祁连山出来,叶应礼和战友张朝壁讨饭到武威东边,被敌军抓住,关押在监牢,后又被押送到永登县做苦工。“同牢的还有红五军保卫局长钱一民等,但我们都假装不认识,后来在党中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和兰州办事处的关怀和努力下,我们这部分人终于回到了陕北。”叶应礼感慨万千地说。
在陕北,叶应礼又见到了刚参加红军时在通讯培训班的同学李玉奎(建国后曾任邮电部副部长),对方要他到军委电话队,在随后的革命岁月里,叶应礼一直在机要部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就留在西安工作直至离休,成为红军伟大长征的见证人。
叶应礼,湖北红安人,1930年加入了团组织,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入新集通讯训练班、彭杨学校学习有线通讯技术,参加了红军长征和西路军。从河西回到延安后,叶应礼一直在机要、通讯部门工作。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机要处处长。大区撤销后,入西北党校学习,曾任西安市人大副主任等职。
文/图记者雷县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