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杂志记者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

　　然而，终究不会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除一部分看热闹起哄心理外，相当程度上，这种“无直接利益冲突”实际源自一种受迫害思维：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感觉到自己是显在或潜在的被迫害者，于是借机宣泄。因而从根本上说，“无直接利益冲突”源于终极意义上的“利益冲突”。只不过，这种利益冲突不是以“积极维权”的姿态直接从正面发力，而是以“消极维权”的隐蔽姿态从侧面出击。所以，“表达、发泄一种情绪”只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假象，本质上还是要通过不停地“借机宣泄”来追求一种利益，即：权力必须尊重和敬畏权利。

　　如果套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阐释的“公正的旁观者”概念，那么在“无直接利益冲突”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冲突参与者更接近于一个“不公正的旁观者”。甚至可以说，一大批“不公正的旁观者”已经或正在“无直接利益冲突”中被“培养”起来。这无论对于和谐社会还是法治中国而言，显然都非常有害——这种“不公正”惯性，会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占领理应由法律和道德镇守的思想高地。

　　按照“公正的旁观者”的要求，我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地位并以一定的距离来看自己的情感和动机，考察自己的行为时要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我是审察者、评判者，另一个我是被审察、被评判者。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官员经常性地沉迷于那个身为审察者、评判者的“我”，而刻意淡化另一个“被审察、被评判”的“我”。由于官员的这种自我偏爱，公众被迫经常处于“被审察、被评判”的地位，他们得不到审察与评判的机会，而这正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发轫之端。

　　每个人生来偏爱自己，无论强者还是弱者。区别在于，强者的偏爱往往是一种积极的偏爱，而弱者的偏爱往往是一种消极的偏爱。只要强者不恣意侵犯弱者的利益，弱者通常不会主动挑起事端。这个意义上来说，来自弱势群体的“不公正”，必然发端于某些作为强者的官员的“不公正”。换言之，欲消除“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前提，是官员先成为“公正的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