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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延安，漫山遍野喷薄怒放的山丹丹花，鲜艳得有如红军的一腔热血。这支饱经苦难的军队，从此在延安扎根发芽，终于开出了比山丹丹花更娇艳绚丽的花朵。
没人能想到，一支从红土地走出来的队伍，不但能够异常和谐地扎根于陌生的黄土地上，更让人赞叹的是，他们迅速用自己的热情，改变、培育和塑造着这片接纳了他们的土地，就像这片土地上燃烧着的山丹丹花。
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山沟，到全国有志青年争相投奔的革命热土。完成这个巨大的转折，延安只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最终，在延安这片厚实的土地上，酝酿出了中国历史新的发展方向。
从70年前传来的苹果芳香
金秋十月的延安，空气中到处流淌着苹果的芬芳。
苹果是现在延安农业经济中覆盖面最广，持续效益最高的主导产品。从凤凰山巅到延河两岸，抬眼望去尽是大片大片的苹果园，红彤彤的果实累累地挂满枝头，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
然而，就在70年前，延安人还不知道什么是“苹果”，直到1939年，黄土地迎来了一位叫乐天宇的湖南人。
1925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的乐天宇是这所大学的第一位党支部书记。毕业后，他先后在北京、察哈尔、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地从事革命工作。来到延安后，乐天宇被安排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同时在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兼职授课。
1940年，乐天宇率领6人的考察团，走遍了甘泉、志丹等15个县，了解了南泥湾、槐树庄、金盆湾一带的植物资源和自然条件，沿途收集了重要植物标本2000余件，提出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
乐天宇认为，延安地区海拔在1000米左右，土层深厚，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这样的自然气候特征有利于果实积累糖分，最适宜苹果的生长。1940年，他为延安引入了西洋苹果乔木，并在光华农场试栽成功，由此拉开了延安地区苹果种植的序幕。
从此，苹果就在延安落地生根，并经历了持续不断的试验和改良。现在，延安已经成了全国苹果外销基地之一。截止到2005年年底，延安市的苹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190万亩，年产值超过12亿元。全市90％的农民都靠种苹果致了富。
早已经过世的乐天宇不会想到，正是当年他引进的几棵纤弱的果树，让70年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苹果的延安人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大道，把昔日贫瘠的黄土高原变成了一座流光溢彩的大果园。
除了苹果的引进，在延安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当地的农作物品种也得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改良。红军的到来，首先为延安带来的就是人口数目的增加。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刚到陕北的时候，延安仅有52440户居民，共358578人。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终点的吴起镇，当年甚至只有7户人家。而到了1948年，延安地区的人口已经接近65万人，和当时的江南大城相比毫不逊色。
解决吃饭问题，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由于陕北地区相对封闭落后，加之自然环境的影响，千百年来，延安当地居民已经习惯了靠天吃饭，耕地面积少，作物品种更是单一。当地农民多是以小麦、小米、玉米、土豆、南瓜等耐旱作物作为餐桌上的主食，自古以来不种植水稻。红军到达陕北后，一些来自南方的干部和战士才把种水稻的技术传到了延安。
1942年的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的战士在南泥湾插下了延安的第一株水稻秧苗，黄土高原上从此出现了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而小小的南泥湾，也成了名闻遐迩的“陕北好江南”。
如今，大米已经和小麦一样，成为了延安乃至整个陕北地区居民的主食之一。经过几十年的种植和改进，在1990年到1996年间，延安地区的水稻年均种植面积1.62万亩，总产量达到539.6万公斤。
一些延安人祖祖辈辈食用的粮食作物也在发生着变化。1940年，光华农场选育的“金皇后”玉米良种，比本地玉米产量高1倍以上，迅速在当地农民中普及开来。同样是光华农场选育的“狼尾谷”，亩产6斗7升，比从前陕北地区普遍种植的“干捞饭”高出10％；在边区推广种植的“美国白皮”马铃薯，亩产达到685公斤。
蔬菜的品种也迅速增加。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农民少有吃菜的习惯。煮熟的白面、荞面或莜麦面馍馍是主食，把它们换个样子，加上油盐炒一炒，就算是配菜。
辣椒、青菜，甚至是当地人少见的胡萝卜和油菜，都在蓬勃的大生产运动中，被端上了百姓的餐桌。根据史料记载，在边区时期，延安地区种植的蔬菜已经达到了28个种类，167个品种。其中多半是伴随着翻山越岭的红军第一次到达延安的。
1937年，延安的耕地面积仅有862.67万亩，而到了1948年，已经增至1683.80万亩，几乎翻了一番。其中仅1939年一年新开的耕地就有100万亩，曾经遍布沟壑的黄土坡，变成了军民眼中的“陕北好江南”。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曾这样评价延安农业上的巨变:“在1937年到1944年间，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了40％。棉花产量在战争开始时为零，1939年还微不足道，到1944年已达到300万斤皮棉以及1倍于此的籽棉。家畜的增加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考虑到陕甘宁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非常低的技术投入，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黄土地第一次
冒起小洋楼
红军队伍并不是一到达延安便能够成功地融入当地百姓当中。大量引入农作物，也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但是，红军却以他们极强的适应能力和巨大的亲和力使得军民成了一家人。红军中的知识分子放下架子，当地的老百姓敞开胸怀。军拥民，民拥军——在中国的字典上，第一次出现了“双拥”这个词语。
居住习惯的差异是南方来的红军队伍遇见的一大问题。在有的人看来，在黄土上挖个窑洞的做法，实在是件新鲜事。而在红军到来之前，窑洞几乎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建筑形式。
红军，这支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队伍，为沉睡千年的黄土高原带来了新的建筑样式。
1941年，延安的第一座小洋楼在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拔地而起。百姓们跑到小楼前左右端详，怎么看都觉得挺新鲜。
小洋楼的设计者叫杨作材，是江西德化(今九江)人。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当时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总务处处长的杨作材接到任务，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设计建造一座办公楼。
延安当时一座楼房都没有，杨作材因地制宜，决定就从杨家岭四周的山上取材，用粗石造一幢三层小楼。他在窄小的斗室里，仅凭丁字尺、木质三角板等简单的绘图工具，很快完成了工程设计，并得到中央领导认可。这座小洋楼是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火柴盒”样式。三层楼东西两壁各有一个门，出门有一个平台，可以散步。平台上铺单烧的方形薄砖，砖下面铺了附近油矿出产的原油和土麻刀灰浆，具有较好的防水功能。
杨作材最初的设计哪里都好，就是有一个问题——这座小楼建成之后，三层和二层的窗口会正对着主席住处和警卫排。杨作材便因地就势改变了原设计，将窗改门，并架设两座天桥，这样便有了现在的两座通向西北面山坡的木桥，还方便了楼房与山坡上的来往。
根据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的要求，办公楼的东厅要设计成作战室。为此，杨作材特意到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考察了军委的作战室。按照规定，杨作材没有进入房内，但他考虑到，房间内一定有用于挂地图的大木板墙，窗户便不能做大。因此，杨作材没有为办公楼的东厅大门设计外门，出于保密的目的，只保留了一个小窗口。
办公楼建成后，得到大家一致称赞。这座楼的两端像机翼，主楼加上天桥又像机舱，从上面看下去活像一架飞机，因此又得了个俗名“飞机楼”。1942年5月，在这座延安的第一座小洋楼里，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就在同一年，杨作材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在与“飞机楼”咫尺之遥的地方，设计建造一座中央大礼堂。在这次的设计中，杨作材大胆地将苏联建筑和窑洞建筑的风格融合到一起，欧洲的罗马柱和陕北的穹隆式屋顶在同一座建筑中实现了奇妙而又和谐的共存。中央大礼堂进深35米，宽30米，高13米，是当年延安唯一没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建筑物。后来，这座大礼堂成为了中共七大的会场和歌剧《白毛女》的首演地。
除了西洋式建筑，带有明显江南风格的建筑也在这一时期在陕北出现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家坪的中央军委礼堂。
延安地区传统的建筑形式是与当地的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分不开的，黄土高原土层厚实，而植被较少，因此民居多是依山开挖的土窑洞，绝少木结构建筑。而王家坪的军委礼堂就是一座典型的砖木混合式建筑，为五架梁结构，面阔14米，进深7间，共计26米。特别是它高高翘起的檐角和黑瓦铺就的屋顶，更使这座大礼堂具备了一目了然的江南建筑风格。1945年8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大会正是在这里举行的。
革命信仰
飘进信天游
陕北民歌是延安的骄傲，也是整个黄土高原的文化中最有代表性、最为绚丽的一笔。沟壑纵横的地貌赋予了陕北民歌高亢悠扬的旋律；生活的贫穷艰难赋予了陕北民歌沉郁苦涩的基调；而当地人豪放质朴的性格又赋予了陕北民歌热烈激昂的情绪。
据不完全统计，延安自古流传下来的陕北民歌有八千多首，其中大部分都是对日常劳动生活的描述和倾诉，或是袒露青年男女的爱情心声。
红军到达陕北后，发现民歌是渗透在陕北人血脉中的一种文化，也是最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用来宣传革命非常适合。于是，将旧民歌重新填词改编成革命歌曲用来发动群众，成了当时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
从此，陕北出现了一个唱革命民歌的新风潮。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陕北，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唱、到处唱，唱革命、闹革命，唱民歌成了当时的时代风潮，陕北民歌也真正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和革命群众，把许多旧的陕北民歌集中进行了提炼和整理，创造出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三十里铺》、《兰花花》、《高楼万丈平地起》、《大生产》这样许许多多优秀的“革命民歌”，在陕北生长的民间秧歌自此有了崭新的形象。
其中最著名的一首，当属《东方红》。
《东方红》的创作者，是一个叫李有源的地地道道的陕北农民。1935年10月红军到延安，打土豪，分田地，亲历了这一切的李有源对共产党怀着强烈的感激之情，却一直不知道怎么样表达。一个冬天的清晨，李有源出门拾粪，为自家的农田积累来年的肥料。在回家的路上，李有源一抬头，正看见东山上霞光万道，一轮喷薄欲出的红日映上了山头。
看到此情此景，想到是共产党、毛主席让自己从此翻身作了主人，激动的李有源脱口唱出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首民歌的曲子沿用了当时的《白马调》，很快在陕北老乡中口口相传，并最终传遍了整个中国。在此后的30年里，这首传统的陕北民歌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它不但走出了黄土高原，成为全中国最著名的一首歌，还随着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上了太空，响彻寰宇。
1943年初，一片宽阔的晒谷场被挤得水泄不通。谷场当中，架起了一个简易的临时舞台。王大化和李波两位演员头扎白毛巾，肩挑小扁担，站在台上开始了演出。“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第一句歌词出口，台下已经是欢声雷动。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延安并没有专业的文艺团体，更谈不上有什么专为老百姓表演的节目。1938年7月4日，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了。剧团的演出剧目多是自编自演的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剧目，像《查路条》、《十二把镰刀》等。演出形式以在陕北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秦腔为主，也演出眉户剧和秧歌剧。
从建立之初到1944年，民众剧团走遍了边区24个县(市)，演出1475场次，平均2天演一场戏，观众达到260万人次，被边区人民亲切地称为“咱们的剧团”。熟悉的剧种，熟悉的曲调，熟悉的生活，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收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教育效果。毛主席在观看了剧团排演的《中国拳头》后，题写了“简单、明了、动人”的六字评语。
《兄妹开荒》和随之涌现出的《夫妻识字》、《动员起来》、《红布条》，以及《白毛女》、《刘胡兰》等优秀剧目，是延安革命文艺的又一次突破。被誉为“中国第一个新的秧歌剧”的《兄妹开荒》，很快唱红了边区和各解放区。春节演出后，延安《解放日报》用整版篇幅刊载了剧本和乐谱，发展了民间传统的秧歌。在陕北生长的民间秧歌自此有了崭新的形象。
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先进思想，交流革命精神。这并不是红军在延安才有的发明，但是正是在延安，这种“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创作思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并通过延安期间的长期实践，演化成新中国的文艺方向，一直延续到今。
图一:《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油画) 赵 域作
图二:中共七大会址，陕北窑洞的穹隆式屋顶和欧洲建筑的罗马柱在这里得到了奇妙而完美的融合。 赵耕摄
图三:粉墙乌瓦，高高翘起的檐角，王家坪中央军委礼堂带有鲜明的江南建筑风格。 赵耕摄
《山丹花开(下)》请见12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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