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天生的贵族。锦衣华服的生活令他举手投足间充满领袖魅力，却也令他生就不向任何人低头的傲气。
他是非洲的骄傲。生长于加纳，求学于美欧，这个拥有非凡教育背景的职业外交家凭借自己的努力，为非洲领来了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
2006年末，当安南收拾行囊，离开纽约联合国总部38楼的秘书长办公室时，他的心情或许并不轻松。在长达10年的秘书长生涯中，他为自己赢得了国际赞誉，却没能阻止下属和亲人被拖入丑闻漩涡；他在发展中国家成功推动了扶贫计划，却没能通过改革挽救联合国的老迈之躯；他努力为炮火纷飞的战区带来和平，最终却没能将自己领导的国际组织拖出美国的阴影。
然而，这个肤色黝黑的非洲之子却让世人看到了奋斗的力量———悲壮却鼓舞人心。虽然“安南时代”即将在遗憾中谢幕，但他掀起的斗争风暴仍将盘旋在联合国上空。
永不屈服
永远不要屈服，这是安南的父亲，非洲古老芳蒂部落的贵族后裔，教给他的人生第一课。
那还是在安南的童年时代。他和父亲一起坐在位于加纳的办公室里，后者正在检查帐目。突然，老安南皱了皱眉，似乎发现了什么问题，于是拎起话筒叫他手下的一名经理立刻到办公室见他。
不消片刻，经理慌慌张张地走进办公室，手里还捏着抽了一半的烟。但是，老安南从不抽烟，而且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吞云吐雾。那名经理在慌乱下竟然把半截烟随手塞进了裤袋。不一会儿，烟头就把裤子烧出了一个大窟窿。
“当时我愤怒极了，”安南回忆说，“我后来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让他把烟放到口袋里了！’”
老安南却镇定地看着儿子，给他好好上了一课。“我没有那么做。那儿有个烟缸，他本可以用它。他可以先出门把烟扔掉，甚至可以继续抽烟。但他选择把烟放在口袋里，这完全没有必要。”老安南说，“今天你要记住，这是你一辈子也不能做的事，不许屈服。”
安南牢牢记住了这一点。即使在40多年后，当他成为美国的宠儿，开始执掌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时，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和平理想和道德准则。在伊拉克问题上，安南曾几次三番和美国作对，一改历届联合国秘书长对美国“温顺”的姿态。
早在1998年，联合国在伊拉克的核查受阻之时，美国准备对伊动武。但安南坚持要到巴格达做说服工作。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在电话里对安南咆哮道：“这件事你绝对办不成，绝不可能！”
安南并未理会美国“铁女人”的施压。他从法国租了一架飞机直奔巴格达，和萨达姆一起抽雪茄，讨论伊拉克的未来。通过这番大胆举动，安南终于以诚意说服了萨达姆，化解了一场危机。
联合国的“良心”
“他是这个组织的良心。”南非驻联合国大使库马洛对安南评价说，“他为穷人、为人权、为发展说话。这是一个值得人们铭记在心的科菲·安南。”
尽管这句话是对安南这个“道德完人”的最高评价，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却仍显贫乏。当他面对世界各地不断迸发的仇恨与战火，面对争权夺利、难以驾驭的大国，安南总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在执掌联合国的最后两年里，安南过去的光辉形象在突如其来的丑闻中黯淡了许多。伊拉克“石油换食品”的受贿丑闻将他的得力助手拖下水，维和官员在刚果的性丑闻令联合国颜面尽失，而他的爱子科乔更被指责行为不端。这对向来站在道德高地的安南而言，实在是沉重打击。
人们争辩说，这些都是华盛顿充满恶意的报复之举，毕竟，安南从连任以来就一直被美国国会视为敌人。但安南本人似乎也被重重困难击垮了。那个曾经意气风发、四处奔走的“和平大使”已然失去踪迹，留下的只是一个因不肯公开财务状况而备受指责的“问题外交官”。
或许正如美国著名作家詹姆斯·特劳布所说，安南的不幸在于他赶上了一个“群雄并起，夺权争霸的年代，而发展中国家则对自己日益的边缘化感到绝望。”
“他的雄心总是超越他实际能取得的成就。”安南的讲稿作者莫蒂默认为，“全球化时代和冷战的终结令他注定成为先‘秘书’后‘长官’的领导人。”
在今年9月的联大上，安南满怀深情地向191国代表致“告别演说”：“我们曾共同将一些巨石推上山顶，虽然另一些从我们的手中滑落，或滚回原处，但这座山，包括山上的风、石和景色，是地球上最美的地方。”
“虽然工作很艰难，但我们总能获得令人激动的回报。虽然我的双肩即将从这些巨石中解脱出来，但我会怀念这座山。”
或许，在未来的日子里，卸甲归田的安南仍会不时从他那加纳的农场眺望远方，默默注视着这个精彩世界。 （转载：世界经理人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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