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岩石罅隙中生存

　　在马晓红看来，直到如今，对朝贸易仍有暴利可赚。不过对大多数中小边贸商户来说，2006年是对朝边贸的新一轮寒冬。几年来朝鲜商业机构对中国市场越来越了解，导致中国边贸商人的利润空间缩小，到今年，利润几乎只能来自出口退税。丹东边贸商人中流行的一句话是，“今年的生意不好做”，自称赔钱的很多。尤其是在今年7月，朝鲜试射导弹带来国际局势动荡，更使边贸雪上加霜。不过，拿现在的情况与当时的萧条景象做了一番比较之后，单明毅的感慨是，如今景况更差，“核弹比导弹厉害多了”。

　　对于整个中朝贸易来说，繁荣与衰落几乎是一个首尾相连、不断重复的循环。只不过，中国边贸商人们很难说清楚一共经历过几个阶段，因为“有时候一个月就是一个阶段，变化太频繁了”。

　　1994年，因朝鲜的自然灾害等原因，中朝边贸开始起步。两年后，马晓红等商人开始进入中朝边贸领域。不过，在对朝边贸中获利甚丰的同时，也埋下了日后欠款难追的祸根。

　　1996年，急需食品的朝鲜准许废钢铁出口。“当时每天过货量有将近1万吨，”马晓红说，“100辆车左右，拉的都是机器零件，一车10吨，每天都从友谊桥上过。”

　　即便收获如此，在事实上，那些最有实力的中国商人仍旧是给予得更多。当时实力强大的边贸商人多是朝鲜族，来自整个东北。当朝鲜的商业机构发出购买请求时，他们常常用最快的速度把玉米运往对岸，快得远远超过了对方货物到来的速度。用于朝鲜方面的公关，亦成为巨额隐性成本。但问题是，朝鲜的国营商业机构的支付能力往往会有困难，而废钢铁出口亦不可能成为长久之计。

　　1997年，朝鲜停止废钢铁出口。丹东乃至东北一批最有实力的边贸企业因追不回欠款而纷纷倒闭。

　　至今仍被对朝边贸圈称为“前辈”的黑龙江籍朝鲜族商人崔秀镇，与朝鲜官方过从甚密，却被欠下超过4000万美元的货款。如今，这位前辈的公司生存了下来，但早已被后辈超越。

　　1998年起，韩国总统金大中推行对朝“阳光政策”，韩国对所有原产于朝鲜的货物都免征关税。这带来了新一轮明显的商机，边贸商人只要把朝鲜商品转口到韩国，就可以轻松地把朝韩之间惊人的物价差额纳入囊中。不过朝核危机的阴影随即扩大，朝鲜的各种进出口政策频繁变动，暴富与破产的故事又开始在丹东接连上演。

　　马晓红抓住了这个机会，2001年成立鸿祥经贸公司，由一个普通的办公室职员进身为中朝两国均予礼遇的边贸商人。与单明毅等普通商人不同，她抵达朝鲜后可以享受到一定的自由度。

　　在经历了新义州特区计划、龙川郡火车爆炸、朝核危机等多重事件，对朝贸易忽而酷暑忽而严冬的气候之后，驻扎在丹东的边贸商人们又换了一批新面孔。这一轮幸存下来的，直到如今依旧被本地人广泛地看作是官方资源的拥有者。

　　不过，在马晓红看来，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只不过是生存在朝鲜与世界的不断碰撞的岩石的罅隙中而已。“政治局势真有什么变动，我们这些生意就会粉身碎骨。”她说。她在平壤投资了一个服装厂，并非没有血本无归的可能——她不能确定联合国的下一个决议是什么内容。

　　市场经济的最后一块未开发土地，这是朝鲜在全球的“绰号”。从罗马到丹东，每个人都对上述说法了然于胸。不过只有在中朝边境，这些边贸商人才获得了参与其进程的机会。这种机会该如何描述？幸运？马晓红承认这种幸运，不过她说：“也有点儿赌的性质。”

　　在平壤，她与朝方合资开办了一个矿山，挖掘煤、铁和有色金属。作为合资的代价，她把80辆斯太尔卡车交给了朝方，对方则用矿产来回报她。就像以往一样，朝鲜要卖出货物以换取外汇，但这些货物他们自己也需要。今年4月份，朝鲜停止了煤炭出口，她保持了耐心，一直等到8月朝鲜的煤炭出口重新获得许可。

　　边贸：朝鲜的生命线

　　作为黑龙江商人，崔秀镇“前辈”是中朝边贸的标志性人物，在朝鲜官员心目中亦颇有地位，其中最为明显的征兆是，他与朝鲜政府高层有直接交往，曾向朝鲜领导人赠送了一对白虎作为贺礼。在朝鲜商业机构拖欠他的4000多万美元中，有相当一部分至今没有偿还。但在与同行的接触中，崔秀镇几乎从未流露过失望和沮丧，即便他的公司如今在丹东数百家边贸企业中只能处于中上位置。

　　就像那些基于人道主义的韩国援朝人士一样，崔秀镇在中朝边境线上被看作是“对朝鲜有突出贡献”的朝鲜族商人中的代表。

　　本报记者试图联络崔秀镇，但其公司的职员表示，崔最近一直在朝鲜停留。

　　在距离丹东市区20公里车程的鸭绿江入海口，一个码头非常之小，因此被当地人以“一撮毛”命名。不过这个码头亦是与中朝友谊桥享有同等地位的边贸口岸。10月16日，码头附近遍布小岛的海湾间不时有渔船出没。渔民刘启惠说，稍早前他们可以在海上用日用品与朝鲜的商社交换海鲜。

　　这些属于朝鲜的岛屿盛产芦苇，当地商社把芦苇卖给中国，有时以外汇比价参照结算，有时则直接换回日用品和各种物资。

　　现在，刘启惠已经“不做边贸了”，他自己觉得有点“不合法”。他的最后一次对朝生意是在去年秋天，用一小船大米、农用薄膜等杂货换回了3小船苹果，赚了800元，成本也只有1400元。

　　这正是中朝边贸中真正富有传奇性的一面：饥渴的朝鲜既需要巨商富贾的4000多万美元，也需要普通渔民的1400元人民币。

　　进一步的效应则是，每一笔物资、外汇，仅仅影响了商人们的生意经，却深入地影响着朝鲜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去年10月9日，马晓红正在朝鲜停留，如果当时有人告诉她，今年此日会有核试验发生，她会略感惊奇。“无论去年今年，我都不太相信朝鲜真有核武器。”以其对朝鲜的了解，她曾如此猜测。

　　“不过听到真的进行了核试验的消息，我也没太惊讶，”她说，“我觉得也是铺垫了很久的事情了。”

　　核试验举行的当日下午，她对几位朝鲜客户谈起此事，对方均十分自豪。这些客户属于朝鲜精英阶层，在“不方便透露名字”的相当于“中石油”这样的重要企业任职，精通数门外语，对世界风云了然于胸，“目标性很强”，很有毅力。她的看法是：“朝鲜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国家。”

　　对朝鲜这个国家，这些边贸商人虽算不上非常了解——那些边贸一般都只是严格地指定了停留地点的接触——但至少已是最了解它的外国人。在他们的描述中，一切如同一种古旧又矛盾的历史场景。

　　单明毅每每经过朝鲜乡野，看到那里的田畴上生长的玉米往往又小又矮，不过到了朝方指定的中方边贸人员停留地点“鸭绿江大厦”，对方的商业代表却比中国商人们表现得更有学识。朝鲜重视教育，人口素质高，一旦与外界接触就迅速地达到“什么都懂”的地步，使得马晓红对普通朝鲜人甚至不无钦佩。但另一方面，在旅途上，她也一再看到荒凉的土地、原始的农具和消瘦的耕牛。

　　最近的历史场景当然就是这次核试验，朝鲜始于1955年的核弹研究，有了第一声沉闷的爆破。像很多边贸商人一样，他们并不太关心这些。由于熟悉朝鲜，他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象征性的事件未必有象征性结果。

　　“朝鲜有电脑，有可口可乐，可是朝鲜现在还是朝鲜。”马晓红说。

　　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丹东各个口岸，对朝贸易的萧条仍在继续。大多数边贸商人仍在观望。

　　为了把朝鲜的矿产尽快地运回国内，这位女商人已经决定在明年购买一艘价值300美元的船，投入到与朝鲜企业的合资当中。即便认为自己随时会被“挤碎”，即便各种中国企业从朝鲜撤资的消息不断传出，她仍然要这么做。在她所在的写字楼里，来往着各种各样的边贸商人，没有人真正建议她停手。

　　只有这些冒险家们最知道，朝鲜有多么需要与中国的贸易。因此，无论联合国安理会的议题是什么，他们只相信自己的感觉。

(责任编辑：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