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物门类众多，数量巨大，内涵丰富，特点突出，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各地在保护民族文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可喜成绩。虽然如此，保护民族文物依然任重道远，抢救民族文物实乃迫在眉睫。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沿袭千百年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中登记在册、俯拾即是的许多民族民俗文物，今已难寻踪影。例如苗岭山区苗村侗寨举目皆是的水碓、水磨、水碾，多已被现代化的打米机、磨面机所取代。用电力代替水力是科技进步，但因此让传统水力机械随之消失，难免叫人惋惜。

　　最近几年，农村变化很大，许多传统工具迅速变成“文物”。例如有的农户已不喂养耕牛，而改用“犁田机”耕田。这样，与用牛耕田有关的种种设施及工具、工艺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加上电力灌溉、机械收割的广泛运用，传承沿袭数千年的犁耙、戽斗、水车、挞斗等等，多已闲置不用。由于塑料、尼龙制品价格低廉，塑料袋取代了草袋、麻袋、布袋、网兜，塑料布取代了油纸、油布、晒簟、篾席、蓑衣、斗笠、雨伞，塑料鞋取代了草鞋、布鞋、钉鞋、木屐，塑料桶、盆取代了木桶、木盆，塑料碗、碟取代了竹碗、竹碟、木碗、木碟、藤碗、藤碟，尼龙绳取代了草绳、棕绳、麻绳、篾索等等。这样，不仅使一些传统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逐渐成为废弃物，还使制作、使用这些工具、用具的传统工艺随之失传。

　　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落后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被先进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所取代，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在一定基础上实现的，不可能凭空发生。因此，保留一些有代表性的生产、生活用具，以及制造、使用这些生产、生活用具的传统技艺，是文物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随着生产的日益现代化，生活也随之现代化，甚至生活现代化比生产现代化步伐更快。作为少数民族重要表征的民族服装的现代化，是最显而易见的。

　　许多少数民族村民，已经逐渐放弃“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他们或者进城打工，或者外出工作、学习，自然“因地制宜”，改装变服。即便留在农村务农，也多到商店购买成品服装，很少坚持自己种棉、自己纺纱、自己织布、自己缝衣了。于是，与种棉、纺纱、织布、缝衣有关的工具，诸如脱籽机、弹花机、弹花弓、纺纱车、绞纱机、织布机、织锦机、织带机、蓝靛桶、大染缸、晾布架、碾布石、捶布锤等等，所剩无几。即使有的人家还保留着这些曾风光千百年的纺织工具，但几乎都成了“世界真奇妙”的猜想对象。更令人忧心的是，如今还能纺纱织布的村民，已属凤毛麟角。

　　多少令人欣慰的是，在文化娱乐方面，基本保持各自的特点。贵州各族人民的文化娱乐设施及用具相当丰富。文化设施有歌台、戏楼、铜鼓坪、芦笙堂、鼓楼坪、跳花场、跳圆洞等。各种乐器有夜箫、侗箫、三眼箫、鸭嘴箫、姊妹箫、芦笙、唢呐、长号、勒尤、勒浪、琵琶、二胡、笋壳二胡、月琴、牛腿琴、古瓢琴、葫芦琴、牛角琴、泡木筒、莽筒、铜鼓、木鼓、皮鼓、铜锣以及其他乐器和相关装置。各种舞蹈道具有旱船、铜铃、牛头、牛角、狮子、霸王鞭、小板凳以及其他道具和相关装置。各种玩具有陀螺、水枪、弓弩、风筝、纸燕、泥哨、秋千、磨秋、高脚马、斗牛杆、土电话和各种棋类等。各种体育活动有赛马、斗牛、斗羊、斗鸟、斗鸡、竞渡、武术、踢毽、打手毽、丢花包、踢竹球、抢花炮、耍狮子、舞龙灯等。但必须看到，上述活动项目、活动场所、活动设备、活动用品不是恒定存在的，更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跟纺纱织布一样，即便设施尚存，能操作运用者日渐稀少，已严重危及一些优秀文化遗产的生存。

　　许多司空见惯、看似平常的物品，在不知不觉中衰落、消失。一些民族乐器，因为会制作、会演奏的老艺人相继去世而濒临失传；幸存下来的，犹如“出土文物”，难以恢复其生机。在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对转瞬即逝的民族文物进行抢救是迫在眉睫的紧急任务。

　　保护、抢救民族文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参与，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则责无旁贷。

　　第一，组织民族文物专家，编制《民族文物调查征集大纲》。民族文物包罗万象，无所不在，但到底都是一些什么东西，不是人人都十分清楚的。即使是多年从事民族文物工作的专业人员，恐怕也难免挂一漏万。组织有实践经验的民族文物专家编制《民族文物调查征集大纲》，可完整地为调查征集人员提供“按图索骥”的依据，以便像查阅字典、《辞海》那样，调查征集民族文物。

　　第二，深入开展文物普查，全面调查征集民族文物。文物普查已经进行多次，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深入开展新一轮文物普查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还应清醒地看到，保护、抢救民族文物工作还没有完结，也永远不会完结。我们说“文物不能再生产”，是指特定的某件或某处文物不能再生产，但就广义“文物”而言，是会不断出现的。既然“文物是历史的见证”，那么，人民群众在不断创造历史的同时，就会不断地“生产”文物。因此，保护、抢救民族文物的工作就不可能经过几次文物普查而一劳永逸。再说，从前的文物普查工作由于受到人手、认识、交通、经费、经验、设备、技术等条件限制，遗漏的还有很多很多。就算已经登记在册，或者已经征集入藏，也需要重加审视，以便补充征集。例如贵州苗族服装，虽然已经征集数千套，但还有遗漏。同一款式的苗族服装，随着时代的变化，其质地、工艺、图案等等也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过去征集民族服饰，总以为越古老越好，自觉不自觉地排斥现代面料、现代工艺，如不加以纠正，将来肯定会出现民族服装的“断层”。

　　第三，举办民族文物展览，广泛宣传保护、抢救民族文物的重要意义。保护的目的在于利用，以丰富多彩的民族文物进行民族团结、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教育的方式有许多种，举办展览十分有效。以举办展览为契机、为动力，能使调查征集工作收到奇效。20世纪80年代，贵州在“抢救民族文物”活动中，以《抢救民族文物汇报展———蜡染部分》、《抢救民族文物汇报展———民族服饰》为内容，举办过几次专题民族文物展览，引起轰动。举办汇报展览，有经费保证，有时间要求，有亮相场所，有“比拼”舞台，很有冲击力，颇受业内人士及社会各界的称赞。

　　第四，建立各种类型的民族民俗博物馆，使保护、抢救民族文物工作持之以恒。建立博物馆，应因地制宜，多种多样，以“小型多样”为好。可按民族建立博物馆。贵州有苗、布依、彝、侗、水、仡佬等十多个世居民族，至少一个民族应有一至两座博物馆。贵州有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其中两个自治州有了自己的博物馆，但自治县几乎没有博物馆，这种状况应当改变。还可继续利用旅游线上经过维修的文物建筑，因地制宜建立专题民族民俗博物馆，以强化当地的文化旅游优势。这样做使文物维修与博物馆建设相结合，使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比较省钱，效益亦好。对有形文物即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通过建立传统博物馆即可实现，而对无形文物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开辟新途径。可按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以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村寨、历史文化街区为依托，兴办城镇博物馆、村寨博物馆、街区博物馆。在这些博物馆内，有形、无形文物一并保护。居住在城镇内、村寨内、街区内的所有居民，既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又是“文物”的组成部分。尤其是那些掌握传统工具、传统用具制作、使用技艺的特殊人才，本身就是活“文物”。要有重点地对这些活“文物”加以保护，而且要让他们在保护中受益。例如对重点银匠、芦笙匠等，要登记在册，鼓励传承，并确保他们的产品有出路。对那些材料来源有困难、产品销路不顺畅的重点艺人，要重点扶持，以确保特殊工艺不致失传。在这方面花一点钱是值得的，否则特殊工艺一旦失传，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在这类博物馆内举办民族民俗文物展览，有许多简便易行的方法可供选择。如发动群众将弃之不用的物品集中起来，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把有文物价值的物品陈列展出。也可采取以物易物、以新换旧的办法，将有文物价值的物品陈列展出。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村民弃之不用的物品，有的恰恰是具有文物价值的“宝贝”。而有些物品虽然还在使用，可村民并不稀罕，如用藤条编成的饭盒(“饭酉”)、酒钵(“酒酉”)等等，若用搪瓷饭盒、搪瓷茶缸与其置换，村民多乐意接受，他们认为搪瓷饭盒、搪瓷茶缸更美观、更时髦。

　　第五，培养民族文物专业队伍，使保护、抢救民族文物工作常抓不懈。在多民族的贵州，要使保护、抢救民族文物工作常抓不懈，必须培养一支民族文物专业队伍。这支队伍最好由精通民族语言、深谙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文物工作人员组成。除民族文物专业队伍外，还应发展一批看似“业余”的民族文物保护工作者，如上文提到的重点保护银匠、芦笙匠之类。郎德苗寨博物馆将至今还能纺纱织布的几家农户列为保护重点，并从村寨旅游收入中支付一定报酬的做法，值得借鉴。其实，这些拥有传统技艺的家庭及其相关成员，是比专业民族文物工作者更为“专业”的民族文物保护骨干。国家为培养、保护这些骨干花费一点钱是很有必要的。

　　第六，加大民族文物经费投入，使保护、抢救民族文物工作落到实处。

　　作者：龙佑铭 巴娄吴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