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北京最辉煌的建筑出现在中轴线上。这是这座城市最重要也最显赫的位置，然而百姓们几乎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里是永远不能涉足的禁地。一圈深红的墙垣阻挡了他们的视线。

　　从大清门到地安门，从东安门到西安门，巨大的皇城把都城中心最优美的空间隔离成帝王的乐园。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普通百姓从东向西或者从南向北穿越城市所走的路径——从东单到西单，最方便的路便是出崇文门，沿护城河到宣武门进城，再到西单；如果由鼓楼去前门，则需从地安门外向西，经西四、西单，出宣武门，沿护城河到前门，差不多要走上大半天。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京师劝工陈列所”在前门廊房头条开办。也是在这一年，一名巡警开始终日游走于京城街巷，然而，他关注的并非治安，而是城市布局，这个人就是时任京师巡警厅厅丞，后来对北京城市格局的变化起到关键作用的朱启钤。也许这位年轻的清廷官员还意识不到帝王制度只剩下不到五年的寿命，但他也许是最早对这座都城的未来走向进行思索的人。

　　七年以后的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朱启钤成为袁的支持者，并因此当上的中华民国的内务总长。这一段经历，成为梁思成一度不愿与其合作的重要原因。然而，正是这一要职，使改造京城的权力落到了朱启钤的手里。

　　他把“洪宪皇帝”由紫禁城太和殿请入中南海，把中南海南侧的宝月楼下层改建为“新华门”，在门内建起一座大影壁，遮挡内部景象，当在门外路南建起一长溜儿西式花墙，在美化街衢的同时，挡住路南的外国兵营；他拆除大清门内东、西千步廊，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汉白玉石槛以及两侧宫墙，在红墙瓦解之后，寻常人的身影，终于出现在昔日的皇家广场上；从东西交通上，他打通天街，使东、西城贯通；而在南北交通上，打通修建了府右街、南长街和北长街、南池子和北池子，并在南街口设计了拱形街坊门，既在形色上与皇城红墙统一，又使东西长安街一览平直；他将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使国人有了第一座公园。所有这些繁复的工作，基本上都在1914年完成。战争的硝烟正在欧洲蔓延，许多古老的城市遭受着灭顶之灾，而这一年，一位民国官员悄然地推动着一座封闭的东方古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即使在今天，朱启钤对旧京的一系列出神入化的改造依旧被奉为经典。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到东四八条寓所，听取这位老人对北京建设的意见。

　　显然，在政局动荡、财力紧张的局面下，朱启钤主持的旧京改造，集中在城市最核心的部位上。如同一位手法高妙的中医，打通了关键的穴道，赋予一座旧都崭新的生命力。他的改建，又绝非一味破坏，而是将古都胜迹巧妙地容纳于新的都市图景中，使它们具有新的含义。

　　朱启钤在1915年主持改建正阳门城垣的开工典礼时使用的那把银镐，至今在朱家收藏。初夏的细雨中，他手持大总统颁发的那把特制银镐，率先刨下了第一块城砖。银镐的红木手柄上刻着如下字样：“内务总长朱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于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在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完成以后，正阳门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

　　正阳门位于北京的城市中轴线上，内城九门南垣的正当中，取“圣主当阳，日至中天，万国瞻仰”的意思，是“国门”，也称“前门”。这组结构严谨、气势恢弘的城池建筑，包括正阳门、箭楼、瓮城、正阳关帝庙、正阳观音庙、正阳桥和五牌楼诸多部分。在内城九门中，正阳门规模宏大，至高无上，门禁严格。正门终年不开，只供皇帝出巡，或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才开启。平时车马行人只能从瓮城两侧的“闸门”进出，而闸门是”向夕即闭”。闸门关闭后，无论多么紧急的事，也要等到第二天开城才能出入。

　　明中叶以后，一个发达的城市商业区在正阳门外悄然形成。鲜鱼口、肉市、粮食店、煤市街、珠宝市、布巷子、猪(珠)市口这些商业街道，出现在原本空旷的御道两侧。为进京应试举子修建的会馆仅正阳门外就达百余家。清初朝廷下令，茶园、戏楼、妓院只准在外城开设，就连热闹的灯市也从东城搬到了前门外。城外成为闹市，而城内一片肃然。正阳门处在这两个迥异世界的衔接点上，它森严的门禁在涌动的人流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比这更紧急的是，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和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京汉和京奉两条铁路延伸到正阳门瓮城东西月墙的跟前。来自远方的熙嚷人群会在瞬间出现在前门楼子跟前，交通“愈形逼窄”。

　　城市改造必须谨慎进行。特别是这座规划无比完美的古都，容不得半点疏忽。任何败笔都将在岁月中永远陈列。朱启钤正在进行的，是一场考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比赛，他的对手是他所看不见的古人。

　　朱启钤拿出的方案是：拆除环联正阳门与箭楼瓮城的东西月墙；搬迁月墙外的东西荷包巷两个占路小市场；在正阳门两侧打开两个大门洞，是东进西出的单行线；修筑了两条宽20米的马路，路边开辟人行道，修排水暗沟，导入护城河，防止雨季积水。

　　从这两幅拍摄于同一角度的照片中（图35、36），我们可以看到正阳门改建之前和改建之后的景象。1915年之前的正阳门，城墙马道清晰可见，而在1915年之后，马道就从我们视野里消失了——它实际上是被包在了城台里，两侧的门洞，使进出交通更为方便。

　　除正阳门外，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和德胜门的瓮城也在1915年相继消失。一条环城铁路，从这些城楼和箭楼中间穿过。失去了瓮城月墙的正阳门箭楼，在它的防御功能消失以后，是否变成了一个多余的存在呢？

　　一位法国工程师成为改建的设计者。京汉铁路的工程师罗斯凯格尔将他的图纸摆在朱启钤的面前，立刻引起了这位总长的惊叹。90年后，当我们仰望这座中西合璧“大前门”，依然叹服于这位法国专家的大胆设想和高超水准，不难体会到朱启钤兴奋的心情。

　　在箭楼东西两侧，他增筑弧状月台，并在外墙饰以三重垂幔式水泥浮雕。在箭楼94孔箭窗上楣均添加了白色半弧形遮阳华盖，每扇窗户都装上了明亮的玻璃。登楼的阶梯曲折别致，东西各82级，全用磨光的大条石砌成。护楼与护梯的汉白玉石栏杆，采用传统造型，玲珑剔透，不失皇城风韵。他还购置了三对大石狮，摆放在箭楼东西楼梯口和正阳门前。如今，旧城墙已遭到毁灭，箭楼已脱离了整体环境氛围，但在中轴线建筑群落中，“大前门”依旧是不可缺少的角色。1958年，在对天安门广场进行综合设计时，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正阳门和前门，不能拆除。

　　1919年，朱启钤受北方政府总统徐世昌的委托，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路过南京时，在江南图书馆意外发现一部建筑史上的重要著作——宋代《营造法式》（抄本）。11年后，他把亲手创建的研究和保护中国古代建筑的民间学术团体定名为——“营造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