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南京公车改革，总不自觉地将其改革模式与其他城市作比较，直到与高淳县纪委副书记王爱军谈及“货币化”和“先卖后租”的优劣。当时，王沉吟半晌，回了一句话：我们不谈模式，也没有所谓完美的模式，公车改革，什么样的才算是成功，要看是否顺应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理论上，以“公务交通费测算公式”为核心，以差别化、货币化改革模式设计车改，应该能在减少财政支出、防止公车腐败、提高行政效率等目标上卓有建树。事实上，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社会追问也不少。

　　32％的减支率是个不小的数字，但公车车辆多的地方减得多，公车车辆少的地方减得少。为什么？原因在体制。现行的“大政府、小社会”的体制不改，机构不精简，“吃公饷”、拿补贴的人就不会少，再好的测算公式恐怕也没用。

　　南京市12区县92镇街公车改革两年，粗略算算，所减少的费用，包括原车辆消耗支出、新增购车支出、原公车拍卖所得等几项，加起来就过亿元，但市民对这个数字并不敏感。“还不是干部得益？”“又给自己找借口发钱呗！”之类观点的持有者并不少。为什么？原因也在体制，在于公共财政制度的不透明、不完善。采访中，记者问及公车改革所节省的费用都用到哪里去了，所有的被采访者都很茫然。南京市车改办一位负责人坦言，这部分他们监督不到，也无权监督。

　　公车取消了，公车腐败没了载体，监察部门应该高枕无忧了。但是，他们可以说没接到一例与公车腐败相关的举报，却不敢说“车改后用招待费充油费、蹭下属单位和辖区单位便宜”的案例一个没有。为什么？原因还在体制。如果公车改革不是“单兵突进”，如果公款招待、公务考察等公务消费也同步改革，这样的腐败空子就会少一些。

　　还有，政府官员的长官意志和特权意识是不是也随着公车的消失而消失？这也是期待公车改革回答的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对乡镇领导购车要上档次的要求，还是对乡镇干部有私车将勤于下乡的乐观想象，甚至，以小汽车作为基准参照系的公务交通补贴费测算设计思路，都微妙地传达着那些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在这里，小汽车仍然与官员的形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原因仍在体制。政府职能不转变，干部就难以自我觉悟。

　　在这些追问下，再思考公车改革，就不会只停留在简单的、片面的技术层面。因为，没有完美的模式，只有完善的体制。

　　眼下，南京市公车改革正由乡村向城区推进。据了解，难度相对较大、条件比较成熟的鼓楼、玄武、建邺、栖霞、浦口加上开始动作的雨花台这6个区，年底前目标是完成500辆公车的车改。但是，很显然，城区改革之难不是在涉改公车数量多，而是权力机构多、利益部门多，需要突破的体制性障碍更多。

　　“像一个游泳的人，我们正在向深水区游去。”市车改办人士如是表示。这句话说得好。如果我们把公车改革比作一次游泳的话，改革模式仅仅是泳姿，是技巧，体制的突破才是内在素质的提高。在提高技巧的同时，力求增强体质，这是南京市公车改革能否顺利渡过深水区的关键，也是南京给其他孜孜以求公车改革取得根本性突破的城市最有价值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