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新世纪中国新诗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开幕。余光中和洛夫、罗门等等台湾老一辈诗人咸赴盛会，而白发苍苍的余光中无疑是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老诗人虽然身体单薄，精神却极为矍铄，在密集的会议日程中，《东方早报》见缝插针，对余先生进行了专访。

　　东方早报：读者们都很想知道余先生最近的写作和治学情况。您“右手作诗，左手写散文”，最近左手写多一些，还是右手写多一些？

　　余：最近类似的活动比较多，相对而言，写作的时间就少了很多，我也想翻译，但是时间实在太少。同时我退休以后仍然在学校教课，一周两门课6个小时，好几方面的事情加起来就占了很多时间，不过今年还是写了几首诗的。我最希望的是能有时间安静下来思考，写作。

　　散文和诗最近写得都不多。一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同时还因为写了那么多年，很多题材都是自己写过的，如果还有感想要写，就要避免重复自己以前的写法，所以比较困难，你要逃避自己。

　　诗歌不是那么脆弱的东西，不需要保卫

　　东方早报：最近媒体大众对于新诗的讨论都比较多，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主题也是讨论新诗的未来，您认为新诗的出路何在？

　　余：我并不着急新诗的出路，唐朝立国100年之后才出了李杜，宋朝立国100年之后才出的苏轼，新诗到现在不过90年左右，不用焦虑。其实诗人们应该反观自己，自己来考虑出路。诗人应该把诗写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现在有的诗人走得太远，太晦涩难懂，让大家很难接受。如果你实在不能让大众接受，那么至少应该让小众接受你吧。要是小众都不接受，那么你的问题就太大了。而且要相信自己可以在语言上再继续发挥，看见别人把语言掌握得好了，也能够很快悟出来其中的道理，不然就真的是江郎才尽了。

　　另外，教育方面也很重要，教科书影响蛮大的，影响着中学教师，也影响着学生。媒体的影响也很大，媒体上的重视也可以来鼓吹文学。现在媒体突出流行的艺术太多了，超女辣妹一大堆，应该多关注更有文化的新诗。东方早报：前段时间有些诗人提出来“保卫诗歌”，您认为诗歌需要保卫吗？

　　余：中国古典诗歌不需要保卫，只需要教育。诗歌不是那么脆弱的东西，不需要保卫，只需要提倡和鼓励。其实生活中到处都有诗歌，比如广告词要生动，里面就有诗，要凭想象，想像力在我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没有想像力的话，整个文化就没有力量了，我们的生命也就是平淡无奇的了。想像力也不光存在于诗当中，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想像力就是广泛的同情，你对万物皆有同情，你就有广泛的想像力。

　　东方早报：现在新诗的教育都是从中学开始，如果从小学就开始进行新诗教育，会不会对新诗的接受有所帮助？

　　余：小学开始读诗的话，即便是古诗也很简单，接近白话，比如“床前明月光”，基本没有什么文言的成分，很简单。还是可能有帮助，应该有帮助的。

　　东方早报：还有人说新诗没有存在的必要。

　　余：新诗当然有存在的必要，这个问题根本都不需要讨论的。一个人有感情要表达的时候，他要是又不能画画，也不能用音乐，要把这个感情表达得美，当然要用文字，这是很简单的。比如你写情书，总要把这句话写得美啊，能恰如其分地表达感情啊，那这个时候不靠诗，又靠什么呢？

　　《桃花扇》和《牡丹亭》不同，有个人的私情，也有国家民族的悲剧

　　东方早报：您现在是《桃花扇1699》的文学顾问，传统文化的现状并不尽如人意，您出于什么考虑来身体力行地推广传统文化呢？您对传统文化的现状看法如何？

　　余：我是给他们鼓吹过（笑），好像过几天这部戏就要在北大上演了，你们都应该去看一看，昆曲是非常优美的。《桃花扇》和《牡丹亭》不同，有个人的私情，也有国家民族的悲剧，文武场都有，比较生动。

　　要保持传统，政府和民间双方都要努力。政府要让文化的精髓一直存留，不过传统的东西也不能一味地保护，自己要推陈出新，让它变得有活力。民间这么多赚了钱的企业，也应该拿出钱来回馈社会，帮助一起保存传统文化中应该保存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影响的因素，就是你自己没有的时候，外国人就来问你们的传统文化是什么，你要拿出来又没有了，各方面都要努力。

　　现在的情况和全球化也有关系，年轻人都在接受美国化，接受韩剧，电视上每天都在鼓吹，所以自己的东西反而不知道了。比如说节日，情人节说是2月14日，那是西方的，是人家的节日，为什么不是上元夜呢，不是七夕呢？只要包装得好，青年人就会有兴趣，我们应该把爱情拉回传统来，这些都可以做得很生动的。

　　东方早报：比如最近韩国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申请的“韩医”其实就是“中医”。

　　余：那他们是太霸道了，日本也一样的，像茶道啊这些本来都是中国的。所以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你不坚持，别人就会把它拿走。

　　记者手记：

　　教科书的作用的确如同余老先生所说般巨大，从小就在《乡愁》中为人们所熟悉的老诗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被重重包围。开幕式结束以后，他被粉丝们团团围住，索要签名，以致会方推迟了午宴，一直等了将近20分钟，粉丝们才“释放”了他。16日晚上在北大举行的“当中文遇上英文”的讲演，更是引来无数听众，站得水泄不通，去晚了的人们根本无法挤入。余光中先生成名已久，却毫无骄矜之气，那份谦和与亲和让人为之心服。对所有索要签名和照片的人，老诗人都尽量满足要求，而且不论多么劳累，总是面带笑容。这份气度，的确是很多人都不能企及的。

　　余光中当代台湾诗人与散文家，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出生于南京，1948年进入厦门大学外文系时开始发表新诗，1949年5月到达台湾入台大外文系，毕业后进入军界。退役后进修硕士学位，并从事编辑与教学工作。其人“右手为诗，左手为文”，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1952)、《白玉苦瓜》(1974),散文集《左手的缪思》(1963)等各十余部，另外还有评论集《掌上雨》(1967)。

　　或者所谓春天

　　或者所谓春天

　　也不过就在电话亭的那边

　　厦门街的那边有一些蠢蠢的记忆的那边

　　航空信就从那里开始

　　眼睛就从那里忍受

　　邮戳邮戳邮戳

　　各种文字的打击

　　或者所谓春天

　　最后也不过就是这样子

　　一些受伤的记忆

　　一些欲望和灰尘

　　或者所谓春天

　　也只是一种清脆的标本

　　一张书签曾是水仙或蝴蝶———余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