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法尔和克雷格·梅洛捧得生理学或医学奖，约翰·马瑟和乔治·斯穆特摘走物理学奖，罗杰·科恩伯格登顶化学奖，美国科学家在十月囊括本年度的诺贝尔科学奖。

　　这并非是创纪录的第一次，只是重复了1983年的惊人一幕。代表科研学术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眼下渐有被美国人“垄断”的趋势：之前的几届获奖者，美国科学家人数过半。

　　这不由让诺奖情结深厚的国人眼热，但是刺痛国人神经的并非是别人的“大丰收”，而是宽松适宜的工作氛围。众多的评论都引用了关于科恩伯格的评述——“他可以10年潜心在自己的领域内钻研，而没有任何压力迫使他快出成果”；另一段被广泛引述的评价属于梅洛，这位46岁的医学教授认为自己太年轻，不相信自己的研究能够这么快被完全理解和认同……

　　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者似乎没有科恩柏格般的境遇，更没有梅洛般淡然的心态，这种科研“隐士”在中国绝对属于珍稀动物。当中国的科研工作者越来越注重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成现实财富时，我们的科研创新体系已经陷入另一种困境：我们可能解决了研究与市场的脱节问题，但是我们同样可能忽视了创新体系中最基础的东西。盖茨式的技术创富英雄变成榜样，这值得鼓励，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这种追求变成惟一追求，毕竟追逐创富的心态只会让中国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

　　美国华裔数学家丘成桐说过，只要路线走对了，中国获得诺贝尔奖就有希望。这条线路很简单，首先，学术上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就要有大量的投资，并保证经费分配的公平性；其次，要进一步培养人才；第三，学术成就不应当以官位来奖励。

　　看似并不复杂，但是政府的角色定位一直困扰着我们。在过往仿效前苏联的科研体系里，虽然我们拥有国家资源作为强大后盾，与市场脱节的弊病却使得诸多研究成果并没有在民用领域产生效益。眼下，我们确定企业是创新主体，但是与市场相隔较远的基础性研究如何进行，会不会成为被忽视的对象？这个问题已经浮现。丘成桐是一个并不受中国高校欢迎的人物，不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曾经激烈地直言高校利用国家资源从事经营生产。事实上，承担普通性教育和基础性研究的高校现在都热衷于成果转化，诸多的院士教授们都活跃在经营第一线。丘成桐因说了真话而树敌无数。

　　政府必须有持续的资金投入来扩大中国科技实力，而且这种投入更多地要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研究、公益性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技术平台、科学普及等重大公共产品的产出和供给能力。国家确定的资源配置导向是明确的，但是摇摆在市场与计划间的科技管理体制并不能保证得到有效的落实。有评论称，世界上没有任何重大发明是由行政官员计划出来的，但是行政力量却依然在或多或少重复过去的大包大揽。

　　要诺贝尔奖还是要盖茨，这是一个伪命题。学术归学术，市场归市场。美国的科研创新模式实现了诺贝尔奖和盖茨们的共存，国人的焦虑只证明了一点：我们的创新可别陷入一个浮躁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