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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水汤汤、大渡桥横、雪山巍峨……
刚刚过去的这个盛夏时节，我们走在长征路上。
“长征”、“红军”，对于我们这些出生在新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只是纸面上的艰苦、崇高、伟大。当20多天、万余公里的追访结束后，那一张张曾跋涉过万水千山的老红军的容颜、那一处处曾硝烟弥漫的战场遗址、那一所所不断修正长征航向的会议场所，把长征和红军具体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而深蕴在这些故事、场景中的红军精神，已经渗透到我们民族的血液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璀璨的一部分，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20多天的追访，也让我们把这段征程刻进了记忆深处，成为终生的财富。
本报记者李砚洪、孙戉:
不灭的记忆
不熄的薪火
从瑞金到于都，记者要乘坐的中巴车上卖票的是一个14岁男孩，车要1小时后开，这个男孩递给记者一个马扎:“车上热，你先坐外边凉快凉快吧。”“这么小就出来赚钱了？”“放暑假嘛，帮大人忙。其实也不算小，要是过去，我这个年龄都可以当红军了，我祖爷爷就是红军。”一脸的自豪。“我们从小学就学红军的故事。”这个孩子说。瑞金中小学的乡土教材中，“红都”、“红军”、“长征”是重要的内容。
“我外公5个兄弟中的3个相继参加红军。他们都在长征路上壮烈牺牲，3兄弟只留下我妈妈惟一一个骨肉。”于都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尚贵对记者讲。
今年“六一”儿童节，袁尚贵作为于都红军后代与其他26名代表一起，来到广西兴安县湘江河畔，祭奠当年牺牲在湘江战役的于都先烈。他们带来了取自全县23个乡镇的故乡土和于都河的母亲河水，种下3棵常青树，以寄托对在湘江战役中壮烈牺牲的红军将士的无尽怀念和哀思。“先烈们留下的精神是后人永远的财富，应该在我们手中继续发扬光大，并世代薪火相传。”袁尚贵说。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93岁的杨定国老人是当地有名的中医，红军长征路过通道时，曾有13位女兵住过他家。杨定国说:“红军不错，我想参加，可是我是家里老大，兄弟姐妹多，父亲不同意，就没当成红军。”没有当成红军，到现在还是杨定国的遗憾，“我懂医道，要是参加了红军，会有用武之地。”
十几岁的孩子、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九旬高龄的老者，对红军如此一往情深，为什么？透过这些讲述者真诚的眼神，记者明白了，红军精神已融进他们的血液。
红军一路长征留下的痕迹永久地固化为一处处纪念场所，从瑞金的“长征出发第一山”到广西兴安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碑园”；从湖南“通道会议会址”到贵州“遵义会议旧址”；从四川泸定“红军抢渡大渡河遗址”到甘肃会宁“英雄会师塔”……
除了这些著名的场所，二万五千里长途中，随处可见纪念红军的建筑。记者觉得，仅仅说是纪念，远远不够，这些或民间、或团体、或政府出资修建的纪念物更是一种永志不忘的激励，后来人以此仰望伟大的红军、伟大的长征，并作为前行的不竭动力。
广西兴安县华江乡同仁村桃子头自然村有一条“红军路”，是专门为一个人修的，他是老红军刘华连。
去采访刘华连时，时断时续的雨把远山近树、稻田村舍笼在一片水雾里。我们租的“蹦蹦车”走在一条不能对开的小路上，但是路面极平坦，陪同记者采访的华江乡宣传委员孙玉海说:“老人是县里惟一健在的老红军，各方都挺重视，常来慰问。因为路不好走，县里两次拨款共10万元，村民集资8万元，修了这条直接通到老人住宅的2.5公里长的柏油路，我们都叫‘红军路’，村里的群众沾刘老的光，出行也方便多了。刘老是我们县的荣耀，每年都有战士和学生来这里学习革命传统，听老人讲革命故事。”
本报记者王鸿良、戴冰:
执着追寻
红军的足迹
沿红军长征路线采访，我们最大的感动，来自于那些采访对象。他们对红军精神、红军事迹是那么地执着与痴迷，以至于让那段历史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和生命。
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我们在《大渡寻英》一文中提到的泸定县67岁的王永棉老人。王永棉年轻时曾经沿着红军在大渡河的行军路线徒步考察，亲身体验一昼夜急行军240里的路线。而寻找泸定桥22勇士，也是40年来王永棉一个不解的心结。多少年来，王永棉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看书看报中，特别注意有关老红军的生平介绍。王永棉告诉我们，关于22勇士的下落，现在他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在199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四版，王永棉发现了一则黄作珍同志的讣告，上面写道:“黄作珍，北京卫戍区原政委，参加了中央根据地二至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湘江之战、四渡赤水、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突破腊子口等战斗和过雪山草地中，多次执行先头任务。”王永棉一直把这份报纸收藏着。而就在前不久，王永棉在借到的一本专门介绍红一军团红二师军史的《铁军雄风》一书中，看到有对黄作珍生平的专门介绍，上面写着:“黄作珍，江西省宁都县人，1914年生，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第二师4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现在王永棉心中有一种压抑着的激动，他觉得黄作珍很可能就是又一个被找到的22勇士之一！他曾经拜托过一些人帮他进一步求证，但一直没得到答案，王永棉也拜托了本报记者。但记者在写稿的时候，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答案。在这里，我们希望看到本文的知情者，能够提供一些线索，一是为了告慰22勇士的英魂，再一个也是为了满足王永棉老人的拳拳心愿！
王永棉老人在几十年追寻红军足迹的过程中，也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一个笔名叫“双石”的朋友，曾为此多次书信往来，互通线索。“双石”就是成都电视台记者周军。记者此次经过成都时，按照王永棉老人所托，专门拜访了周军先生。记者了解到，自2002年以来，周军自费驾摩托分段考察四川境内的红军长征路线，对许多现在仍然鲜为人知的长征重要节点进行了考察，现已基本完成中央红军在四川境内的大部分路线，翻过多座雪山并完成草地穿越，总行程二万余公里。
还要写到的一个人是石棉县原文化馆长、现年80多岁的张弗尘老人。虽然老人说话已十分困难，但当他得知了记者的采访意图后，还是让家人搬出了厚厚一摞长年收集、整理的关于红军长征在大渡河的各种资料。其中有张弗尘老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亲自参与的，石棉县向当地群众大规模进行的关于红军记忆的调查原始记录。当记者提出请求后，张弗尘老人又慨然允诺我们把这些材料借回北京。从那些一笔一画、浸透心血、厚实严整、精心收藏的材料中，我们不难看出老人对于红军的一片深情！
本报记者赵耕:
吃过真正的苦
才懂得真正的幸福
记得初中时，学校合唱节唱毛主席的《七律·长征》，我是领唱，却有好几次因为太投入，唱完“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之后竟然忘了归队——彼时，“长征”在我的心里就是一首诗，一首壮美的英雄史诗，充满了绝对的崇高和残酷的浪漫，神秘而且遥远。
十年之后，当我终于有机会重新走上长征路，才知道从前的想法有多么幼稚。沿路，曾经见过红军的老人都告诉我们，那支队伍到来的时候，衣衫褴褛，形销骨立。在甘肃迭部，有一位流落在当地的老红军肖光胜。见到他的时候，这个在藏区生活了70多年的老人，戴着数珠，正眯着双眼，轻轻摇着手里的转经筒——这分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藏族老人，让人无从想象70年前，他曾是红一方面军的司号员，用嘹亮的号声鼓舞战友们冲锋杀敌。
出发前一直想不透，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路，饥饿、寒冷、疾病、战争始终困扰着这支队伍。都是血肉之躯，70年前，那成千上万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红军战士们，是靠什么力量支撑着，完成了这样的壮举？
“红军是靠信念和信仰才走过了雪山草地，走完了长征。”若尔盖党史办的蒋桂花肯定地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天，我们刚刚到达红军走过的草地边缘，其后几天辗转在雪山草地之间的经历，实实在在地印证了这句话。
爬夹金山的“五道弯”之前，有人告诉我，你的脸和嘴唇都是惨白的，最好别上去。我却浑然不觉难受，只想着能沿着红军当年的路走上一段，才算是长征过的。结果，那看上去不长的一段山路，成了我有生以来最“恐怖”的记忆。才爬了四分之一，我已经想要退了。明明大口喘着气，我还是感觉不到自己的呼吸，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耗费巨大的体力，而一停下来，双腿就哆嗦得几乎站不住。
在延安，我们见到了两位老红军，都是当年四方面军的女战士，三过草地才到了陕北。老太太90多岁了，拉着我的那双手，像树皮一样满是皱纹。我缠着问，您还记得当年过雪山草地的事吧？我们都是从书里、电影里看的，真有那么苦吗？老太太说苦啊，当然苦，可是我们走过来了，我们走过来了……我不依不饶地问，是怎么个苦法？没吃的？还是冷？老太太始终只摇头，不停地重复一句话——我们是走过来了，我们还是走过来了啊……见我仍不死心，老太太轻轻挥挥手:“可是后来的日子就好了——过上甜日子了，谁还愿意去想那些苦。”
她们吃过真正的苦，所以，才懂得真正的幸福。
而我无从再去亲历这些苦难，但是幸福的涵义，在一路行程中有了更深的体会。
本报记者唐铮: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长征
从大雪山到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段长征路，如果在地图上画出来，不过是十来个跳跃的点而已。
如果没有这20天的路程，我很难带着特殊的感情去深入了解那支70多年前的队伍，去解读一些早已耳熟能详的故事，去探究这支队伍背后的精神力量。
走在长征路上就是这样，想的都是长征的事——红军当年怎么走过去的？他们当时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想的什么？做的又是什么……也由不得人不去想，走过的每一步，都和历史离得那么近，贴得那么紧。每一天，都会有无数的历史细节用各种方式涌入脑海，使得教科书上原本不到三页纸的内容在心里凸出来，立起来。
虽然，即使让我现在确切地描述出当年的红军究竟是什么样子，依然是个不大容易的问题，但沿途的见闻却积攒了足够的史实，足以支撑起对他们的合理想象，更足以让我生出钦佩和敬仰。
那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很多人只有十几岁，20出头的指导员、师长，在队伍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那支队伍里，死亡几乎是随时随地的，中央文献出版社的《亲历长征》里说:“长征，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平均每行进一公里，就有三四个红军战士献出生命。”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人不断在长征路上发现红军的遗骨。
但是，这支队伍里的年轻的战士们有着惊人的乐观，他们一路在艰苦的行军中挖掘乐趣。长征路上歇脚的时候，大多会安排文艺汇演，沿途还有沟通情感的《红星报》，谁会想到一支时刻遭遇险境的部队还有闲心干这个？即使在最悲壮的雪山草地阶段亦如是。走到雪山脚下，战士们会挖出深层的雪做冰淇淋吃；走到草地，有的人剪了皮鞋皮带煮着吃，队伍里会用山歌的形式向队友提醒:“牛皮本是好东西，吃多了就要胀肚皮”……
当那些被反复强调但仍显得有些抽象的“精神”在20天的时间里被彻底地具象化，长征精神也就随之深深地镌刻到了我的记忆里。
回京后，给朋友们看沿途拍摄的照片，很多人都对那片灿烂的格桑花称赞不已。在藏语里“格桑”是“好时光”的意思，被藏族同胞视为象征着爱与吉祥的圣洁之花，也是西藏首府拉萨的市花。然而，自古而今对于格桑花的样子，即使藏民彼此之间也莫衷一是。如果到网上搜寻格桑花的图片，也会找到很多种完全迥异的结果。
这是因为，格桑花并不是一种特定的花，而是藏民们对所有美丽花朵的总称。高原上常见的野杜鹃、雪莲、波斯菊……都被藏族同胞叫做格桑花。
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有机会亲身去体验红军队伍的脉搏跳动，但是，每个人的一生，时刻都在经历着自己的长征，也时刻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它。我相信，一个人用几十年走完的这一辈子，是和70年前那支血色行走的队伍殊途同归的。同时我也希望，通过一路追访回来的这些故事，更多的人会从中感知到长征精神的力量。也许时间会流逝，时代会变迁，但是在红军长征这个已经过去了70年的老故事中，总会有一种精神留下来，在人们心底，用千变万化却同样璀璨动人的形式，开成格桑花。
敬启:至今天为止，本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系列报道《星火燎原——你所不知道的红军故事》已全部刊登完毕。应广大读者要求，近期同心出版社将把该系列报道结集出版，敬请留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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