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口气也要为百姓工作到底

　　记四川省武胜县飞龙司法所所长汤群芳

　　法制网记者 杜萌

　　蓝天无垠，阳光灿烂。

　　10月9日下午，四川省武胜县人民医院内科大楼血液透析室。汤群芳平静地躺在病床上，任医护人员忙碌着血液透析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护士将短粗的16号医用针依次扎入她的手臂动脉和足背静脉。一阵熟悉的剧烈疼痛之后，周身血液汩汩地流入床边齐胸高的血液透析机，开始体外循环，以清除因肾衰竭在体内产生的毒素。

　　五个多月来，43岁的武胜县飞龙司法所所长汤群芳在干部群众的再三请求下，为疗病辗转过省会成都的几家大医院。5月15日，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的医疗专家确诊汤群芳身患肾衰竭尿毒症，每周透析两次，汤群芳至今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泪，流过了。汤群芳的目光从病床枕边伸向病房窗外湛晴的蓝天。

　　是二十年来为应接不暇的乡里乡亲劳心费神排忧解难累倒的吗？

　　是20年来挑灯苦读法规政策自考法律本科积劳成疾累倒的吗？

　　是20年来为外出民工越市跨省维权索债累倒的吗？

　　是20年来口干舌燥一次次说服矛盾纠纷当事人累倒的吗？

　　是20年来风里雨里奔走于山乡田野的大路小路累倒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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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好哄的

　　一对夫妇踏进司法所，怒目相视吵翻天。

　　邵某刚刚与欠款人谭某干了一架，回家就听到妻子抱怨不休，他拽着妻子来到司法所，请汤群芳主持公道。

　　在飞龙镇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两万多老百姓中，司法所长汤群芳以为人正直、处事公道、调解民间纠纷成功率高而深得百姓厚爱和尊敬。

　　邵某1985年跟同村村民谭某远赴海南，在其手下做木工。工程结束，谭某声称要用结清的劳务费再包工程给大家做，再无音信。13年过去，邵某屡屡讨要，只得到谭某1998年8月写下的一张欠条，他承认欠下邵某1259元工钱。

　　又过了6年，邵某在2004年让谭某重新写下一张欠条以确认当年的欠款。

　　2005年2月，邵某穷追不舍，到谭某刚刚起建的新房址索债，声称砌一块砖就拆一块砖，两人各不相让，剑拔弩张。因对方人多，邵某不好逞强，郁闷回家，不料却兜头听到妻子的抱怨。为这1259元欠款，邵某折腾10多年，四处寻找谭某，路费、电话费花掉上百元不说，末了还闹个窝囊气。他下了狠心：最后不行就来个硬碰硬！

　　2005年2月22日，夫妻俩去镇法庭打听，若打官司，诉讼费要交好几百元，他们无奈放弃诉讼，走进与镇法庭一墙之隔的飞龙司法所求助。夫妻俩没有想到，几天后，邵某在司法所主持下与谭某达成还款协议，并于2月28日从所长汤群芳手中接过了如数偿还的欠款。邵某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2006年10月11日晚上8时许，记者采访病重卧床的汤群芳时，她回忆此事时说：“我查清事实后对谭某说，邵某当初一天的工钱只有1.05元，你欠人家1000多元，那是他在你手下干了两年多的报酬啊。多少年过去了，你到现在也不给人家钱，就是利息算下来要多少钱？！你也是打工的，将心比心，假如人家欠你的，你一次两次打电话，一回两回来回跑，你怎么想……”

　　汤群芳按约定向谭某交接欠款时，天光有些昏暗。捻过一张百元钞票时，汤群芳手感有点异样。结清款项俩人各自上路，汤群芳仔细审视那张百元钞票，发现不对头。她果断地将已经走远的谭某喊回身边，提出更换一张百元钞票，却没有明说为什么。尽管谭某十分不情愿，但他还是抽出另一张百元钞票经汤群芳验证后离去。

　　“如果他不换怎么办？”

　　“当时我就想好了，那是张假钞嘛。我虽然是个女同志，却不是好哄的哟！”

　　老百姓的事没有小事

　　汤群芳正在300公里外的成都办事，突然接到县长电话，指名道姓要她火速赶回，去处理一件棘手的民事纠纷。

　　两名少儿溺毙乡蓄水池。悲剧发生时，两少儿父母均在外地打工，两家的公公婆婆悲痛万分，在亲戚簇拥下向乡上县上讨说法。县乡两级干部组成二三十人的工作组，谈来谈去谈不拢。

　　曾经出现的情景是：派出所民警出面干预，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以头撞墙，寻死觅活；有关领导认为：一个孩子只赔2000元，绝不让步。这招导致了更强烈的对抗。原有矛盾严重激化，各种传闻和不良影响日益增加，县乡领导心急如焚。

　　从长途车下车伊始，汤群芳顾不上回家，直奔出事村社，来到两家人的身旁，聆听他们的哀诉和愤懑。想到被意外灾祸生生夺走的两名少年鲜活的生命，想到两个家庭从此陷入莫大的人生苦难，汤群芳止不住伤心落泪。

　　整整6天，汤群芳一字不提赔偿纠纷，与两家人融洽共处，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最终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她抓住机会让两家人与乡政府在互相谅解、双方满意的前提下达成赔偿协议，一举解决了这场尖锐对立的纠纷。

　　回想当年，汤群芳对记者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从感情上我理解他们两家人，同情他们。老百姓的事没有小事，老百姓绝大多数是讲道理的，关键是你尊不尊重他们。尊重他们，处事公平，方法得当，就有解决问题的可能。”

　　你给了我生活的勇气

　　刑满释放的徐某无奈地找到司法所，请求汤群芳为他主持公道。徐某自述，他本人8年前因犯盗窃罪被判刑，村组某干部在他服刑期间多收了240元义务工费和统筹款，而这些款项均属于不该收取的。

　　汤群芳为此展开走访调查，找村干部、找徐某的乡邻，从而掌握了全部情况的事实证据。她了解到，徐某入狱多年，返回家中不仅发现离家时怀有身孕的妻子另嫁他人，还受到乡亲们的白眼和村干部的歧视。

　　汤群芳与村组干部促膝交谈，详细解释我国法律中有关刑释人员拥有合法权益的规定，介绍维护刑释人员的合法权益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汤群芳与徐某促膝交谈，帮助他鼓起生活勇气，树立信心，重新赢得乡亲们的承认与接纳，不要自暴自弃。

　　当村干部转变了对徐某的态度和认识，将曾经多收的款项退还到徐某手中时；当徐某从乡亲们的目光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信任和善意时，他心情激动地对汤群芳保证说：“你给了我继续生活的勇气，我一定遵纪守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没有收取任何报酬

　　鸣钟乡民政所所长刘伟民接受乡党委指派，前往宋家桥村兼任该村党支部书记时，深感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该村在他到任前3年里拒不上交多达数万元的农业税和公路款，其中纠葛复杂，矛盾重重，此事经乡村干部多年多次调解却毫无进展。

　　进村了解具体情形后，刘伟民首先想到的是找时任鸣钟乡司法所所长的汤群芳一块商议解决方案。经过详尽调查，症结浮出———

　　本村一养鱼户当年承包村社15亩水面的堰塘，承包期为10年，签订协议之际即付清全部承包费用上缴村队。不料承包后遭遇旱情，该堰塘的储水、放水涉及两个队共计七八十户村民田地的灌溉。旱情加剧，田地急需灌溉补水之际，养鱼户意识到过量放水将导致塘干鱼死，坚拒放水，引起众怒，酿成纠纷。

　　毕竟众怒难犯，养鱼户不得不放水救旱，低价抛售塘鱼。事后，他向村里讨回曾经上缴的10年承包费，放弃鱼塘不再经营。这引起部分村民不满，认为是严重的违约行为，不少村民借养鱼户讨回承包金一事，拒绝交纳当时应交纳的农业税和公路费，事态愈加复杂。

　　刘伟民到任时，引发争议的堰塘已闲置3年。

　　能否提供这样一个解决方案，让养鱼户、村民和国家三方共赢都有收益呢？

　　汤群芳多方调查，悉心分析，终于发现一个三全其美的绝佳途径———劝说养鱼户重新缔约，恢复养鱼经营，一年压一年交纳管理费用；劝说村民重新缔约，双方在遇到旱情时对放水进行详细规定，规定放水最低尺度；劝说村民依照规定补交拖欠多年的农业税及公路费。

　　抓住共同利益的关键点，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盘活堰塘大家都能享有收益，剩下的只是需要放下对立已久的面子，重新坐在一起修改堰塘承包合同，使其更合法合理地规范各自的义务和收益。于是，养鱼户继续经营，村民如数交纳税款。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邻队同样存在的堰塘纠纷，受此影响迎刃而解。

　　汤姐是我们飞龙的福气

　　2004年入夏的一天，莲花坪村4社农民认为镇工商所80年代征用该社土地修建竹木市场标准过低，对照后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条款后上访镇政府，两百多名农民挤在镇政府偌大的院坝里，他们要求镇政府责成县工商局提高原赔偿标准，声称不妥善解决此事将集体去县、市上访。为劝解农民，镇政府召开信访听证会，镇干部们讲得口干舌燥，听众中却时有起哄发生。汤群芳到场后，依据事实，从20年来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国家土地政策的变化以及法律制定的要旨讲起，对照新的信访条例分析法律后果，指出可以依法解决的途径，人群静下来。汤群芳讲得慷慨激昂，镇干部和上访群众听得心服口服。那一刻给在场的飞龙镇党委副书记石乾华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石乾华动情地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飞龙司法所就设在镇政府院门口，群众来上访或咨询都先找司法所，镇信访接待室就设在司法所，镇里若遇到涉及法律方面的问题都要去向汤群芳请教，她法律功底扎实。2004年，飞龙镇被评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范乡镇’，没有汤姐，我们的困难不可想象。汤姐是我们飞龙的福气。”

　　为人正直不怕事不惹事

　　1963年9月14日，汤群芳出生在武胜县三溪镇的一个山村农家，父母都不识字。

　　初中毕业那年，她放学时常去割麦子挣工分，却有人诬陷汤群芳把麦子偷偷担回家，喊队里派人去家里搜。直到知晓真相的人站出来说了公道话，还汤群芳以做人的清白，这段蒙冤亲历令她刻骨铭心。自此，每逢闻见不公平，她心上总会蓬勃着一股打抱不平的怒气，并焕发出一种强烈的希冀，幻想着将来能凭自己的能力主持正义。

　　1984年，她从报纸上看到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加强法制，还讲现在我们能担任司法工作的干部，起码缺100万。于是，她就下决心报考北京人文大学函授法律专业。那时她在农村种地，拖带着两岁的儿子，由此开始没日没夜地啃读书本，下死功夫。在1986年即将完成大专学业之前应聘为武胜县飞龙司法所的法律工作者，随即完成学业，闯入了她心仪已久的新天地。

　　工作不停，学习不止。直到1997年，汤群芳坚持多年参加全国法律专业自学考试，在全部15门课程考试中通过8门，其刑法专业课考出89分的好成绩。不仅如此，每逢国家出台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汤群芳总是立即投入学习，悉心领会研究，挑灯秉读，直到夜静更深。1998年国家公务员开考，汤群芳顺利通过考试，在全县20多名参考者中成为首批跻身公务员行列的5人之一。

　　跨省维权，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第一次去广东时，双方讲话都听不懂，汤群芳就靠在纸上写，你写一段我写一段。

　　最难忘的是去贵州，铁路局一施工队在爆破隧道山洞时违章操作，造成两名武胜民工意外死亡。两家父母共十几口人前去商议赔偿事宜，对方没有诚意躲来躲去，直到受害亲属忍无可忍，冲进省委跪求领导解决。而此后被迫召开的听证会，因当地行政部门态度暧昧，迟迟不予明确表态，生生将十几口人耗在异乡27天。

　　汤群芳怒上心头，“我是拿了介绍信、工作证来的，这件事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你们必须给解决！”

　　一声厉喝，似乎惊醒了某些官员的“大局意识”，赔偿转入迅速解决的进程……

　　汤群芳多次跨省维权，远赴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广东为外出打工者提供法律援助二十余起，屡有胜诉，挽回经济损失达百万元之巨，其声名远扬千里之外……

　　有一口气也要工作到底

　　20年来从没有住院，汤群芳愤懑身体怎么这样无情地偷偷背叛了自己，就在集中精力成功调解了一起又一起情况复杂的民间纠纷时，就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降临的病魔将她直逼生命终极的边缘。

　　汤群芳1986年即被聘为飞龙司法所法律工作者，20年工作业绩已难以计数，县司法局近5年的统计为记者提供了如下数字：

　　办公经费极其拮据，没有任何专用交通工具，汤群芳近5年举办广播讲座90余场，办法制专栏70余期，街头设站咨询40场，院坝讲法280余次，为村镇干部、青少年上法制课60余场，受教育面约15万余人次，自编普法资料印发12万份，共调解民间纠纷400多起，成功率99%，使40多名被虐待老人得到安置、70多对夫妻破镜重圆、15名厌世者恢复生活信心、18起持械对峙化险为夷，无一件因民事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

　　汤群芳的家就在司法所办公室楼上，楼舍简陋，40平米的家中没有衣柜，除了晾在绳子上几件衣服，其余衣物打在一个不大的布包里，家中最值钱的就是卧室里那台彩色电视机了。记者看到，他们晚饭煮的是红苕粥，桌上是几碟泡菜和咸菜。

　　汤群芳今年月薪升至716元，而在2003年其月薪只有280元。根据县司法局的要求，司法所要把通讯联络电话公布于众，而汤群芳的手机费每月少则几十元，多则百元，甚至达到两三百元，这些费用只能自己支付。即使在转院赴成都治病期间，她也不愿停机改号，怕求助群众找不到她，更怕正在进行中的纠纷调解中断，以至于不得不花费了1000多元手机费。然而在成都的病床上，汤群芳成功指导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同事办理了两起意外死亡赔偿案，赔偿额多达20多万元。

　　全镇方圆近四十平方公里，汤群芳在百姓中威信极高。

　　居民冯铃敏告诉记者：“我家住在司法所旁边，汤所长工作不分上下班，随时随地接待来人，成全了许多人的幸福生活，老百姓离不开她这样的人。”

　　退休工人卓富贤告诉记者：“汤所长看到来人咨询了，端起的饭碗马上会搁下。前几个月的一天，我看到汤所长两脚肿得发亮，问她咋个不去看病呢？她说所里两个人外出调查去了，老百姓要是来了找不到人咋办？干部都像她这样，老百姓服气！”

　　记者在飞龙镇街头采访，老百姓围过来说，“汤群芳是我们的英雄，我们尊重她，爱戴她，盼望她早日恢复健康。”

　　汤群芳的丈夫郭中斌告诉记者，在成都治疗期间，当地媒体记者到医院采访，他和妻子才知道家乡老百姓自发地组织募捐。当时，他们带到成都的6000多元借款在10日内仅做完医疗检查就全部告罄，就在医院告之欠费要求补款之际，百姓从家乡寄出的3000多元救命钱寄到。家乡电话打到病床上，汤群芳和丈夫听到卓富贤等4位捐款发起人安慰的话语，禁不住泪如泉涌。

　　问汤群芳不嫌工作麻烦、恼人吗？

　　她回答：“我从农村出来，知道老百姓不容易，也熟悉他们的生活和各种脾气、性格。虽然不熟悉法律，但他们明白一碗水要端平，你偏向，你不公正，他清楚。我的经验是靠平时办事积累起来的，没有公式。老百姓来找你都不是小事，不公道他就要吼起来，老百姓的命也是命，老百姓的麻烦一件件解决好，社会就稳定。”

　　汤群芳不后悔在基层司法所工作付出的20年辛劳，只遗憾病魔来得太早太早，在她工作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时刻，逼她放弃自己乐于奉献的工作。

　　躺在病床上，汤群芳声音微弱地一字字告诉记者，“老百姓对我很好，有一口气，我也要为他们工作到底。（责任编辑：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