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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让我们去他那里采访，说了很多次，我们一直没抽出时间来。国庆节前，老黄又打来电话，说自己“马上要退休了”，这个消息让我们感到十分感叹，同时惊觉，欠老黄的“债”拖得太久了。于是，我受命节后直接赶去和老黄会合。
老黄是报社在南方一个大省的记者站站长，在报社成立伊始就担任驻站记者，是报社的元老。可惜我和老黄接触不多，与老黄一起采访的机会只有两次。上一次是在三年前，印象最深的是晚上主人约我们一起去唱卡拉ＯＫ。老黄和我对此都没有兴趣，再三婉拒，只是主人盛情坚持，也就去了。不久老黄就以有朋友约为由离开了，等我回到房间时，发现他正舒舒服服地斜倚着抽烟呢。这几年，我渐渐领悟到，能够技巧地避开一些“麻烦”，也是记者游历社会必备的基本生存技能。在这一点上，老黄做了我的启蒙导师。
老黄面善，总是乐呵呵的样子，从面相上很难看出湖湘人好勇争胜的文化基因。但是老黄为人爽朗，说话很直，走到哪儿，都把那句“谁喜欢我们报社，我就喜欢谁”挂在嘴上。这倒跟我接触过的一些当地人很像。据老黄讲，在一次聚会上，他们碰到一个熟人，别人都碍于面子要打个招呼，老黄理都不理就径直走过去，吃饭的时候也不与之碰杯。结束时那人从后面拉住老黄半开玩笑地问：“老黄，我是不是哪儿得罪你了。”老黄很干脆地说：“没有，我就是不喜欢你。”
老黄长了一个大鼻子，上面很清晰地蜿蜒着几条血管，据他说这是能喝酒的表现。老黄7岁的时候，第一次喝酒。父亲给他5角钱去打1斤酒，打完酒他一边往家走一边好奇：这玩意儿到底什么味道？越好奇越想试试，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错，结果越喝越多，到家的时候已经喝了一大半。父亲一看就知道是他偷着喝了，7岁的他还嘴硬：就这么多。老黄的这段经历验证了我的一个观点：一个人能不能喝酒与地域没有关系，关键还在于先天禀赋。
爱喝酒，能喝酒，所以好交朋友——这虽然是喝酒者的逻辑，但很能说明问题。老黄给我们讲，在一次聚会上，有一位省里的领导谈起本报，说报纸办得好，还很具体地一一道出他爱看的栏目和文章。这一下，老黄高兴起来，端起酒杯过去连连邀饮，结果喝得大醉。
老黄经历很丰富，几杯酒下肚，就开始乐呵呵地说东道西。他十几岁就参了军，“文革”的时候以军管会的名义驻进陕西日报社。“文革”期间很多文化机构都瘫痪了，但是报社除外，虽然报纸上多是例行的八股文章，但毕竟还是舞文弄墨、咬文嚼字的场所。老黄就喜欢上了这个氛围。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老黄他们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撤回部队还是留下来做记者。多数人都回部队了，回去就升了官加了衔，老黄留了下来，如愿做了记者。再后来，湖南日报社的一名陕西籍的记者希望回陕西工作，老黄是湖南人，又没结婚，这样经双方领导一撮合，他就以对调的方式回了湖南，成了湖南日报社的一名记者。上个世纪80年代，湖南省检察院筹建宣传科，老黄就搞起了检察宣传。90年代初，筹建本报时，老黄顺理成章地成了本报驻当地的记者站站长，如此一干就是15年。
老黄腿勤，喜欢到基层去抓活新闻。这15年，他连周末在地方的时间都比在省城多。他说曾经一天连跑3个地方，晚上连夜写稿子。跑的地方多，联系就多，一个附带的现象就是电话多。一路坐车，老黄比司机还忙，接电话，打电话，中转电话。车里偶尔放一首歌，你都听不出来是谁唱的。
近30年的记者生涯，不但让老黄写出了一大批稿件——自己满意的，不满意的，领导批评的，表扬的，获奖的，没获奖的；而且有机会接触到各个层面的人，留下了满肚子的趣闻、轶事。每说到趣处，老黄自己先呵呵地笑起来。在我看来这是绝好的下酒菜，让我们在一起的每顿饭都吃得有滋味、有情趣起来。
（作者单位：检察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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