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方志学》一目，在列举“皆出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又说：“吾不过随举所知及所记忆，墨漏盖甚多，然亦可见乾嘉以降，学者日益重斯业矣”。梁氏不可能查遍全国浩如烟海的志书，就他列举的20部府志中，有5部是贵州的：道光《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和咸丰《遵义府志》。又列了贵阳人黄彭年总纂的光绪《畿辅通志》。

　　由此，可见《贵阳府志》在国内方志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今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张新民教授于1992年，在比利时汉学研究中心出版的《贵州地方考稿》一书，以7500多字评述了《贵阳府志》的主事官员、编纂人员、经历过程，体例篇目，并有评述。足见此志书的历史价值，而今天加以点校注释的新版面世，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

　　古本《贵阳府志》早年曾粗读过一遍，获教颇多。同仁龙尚学电话上要我写点意见。我首先要请读者先读几篇有关《贵阳府志》的序言：

　　总制滇黔使者、贵州巡抚贺长龄耦耕先生，是一位学者兼封疆大吏的品学兼优的人物，贵州这几部优秀府志都是他任内的政绩，他在序中说：“征文考献，问俗观风，为政之先务也。”“贵阳为一省首郡，志乘未修，殊为缺典，守土者病之。”耦耕先生对贵阳知府周小湖“汲汲以修志自任创”，备加赞许。他给贵阳定位为“领袖全黔”，至今贵阳市志办公室仍是循着这位古人的遗训，许多活动都在当代修志事业中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

　　贵州巡抚乔用迁在序中说：“贵阳为黔大都会，冠盖之所交，人文之所聚。”当他由四川调贵州上任之前，在北京与道光皇帝对话中，对贵阳居民定位，“合吴楚之秀良聚族于斯土也，其民华”。对贵阳居民是一个勉励，而对于贵州边隅的看法，虽然有夸、有果、有蒙、有鲁，但近一百多年的变迁，也与贵阳不相上下。

　　提督贵州学政翁常书序中说他“视学兹土四年矣，通观全黔之人文，信无有能逾乎贵阳者也。”贵州723个进士，贵阳就占200多个，文状元一人，武状元一人，参加编纂康熙字典总纂官一人。又如李端棻这样在变法维新中大讲卢梭、培根之学的，又实是最罕见的大臣了。

　　知府周作揖(小湖)秉承贺长龄巡抚之命而修《贵阳府志》，聘请一些学养深厚的官员和学人，有萧琯，今德江人等，经过三年努力，初稿完成，但是众皆以为“体要已备，犹择而未精也；笔墨已劳，犹美而未善也。与贺中丞商之，复聘湖南宿学邹叔绩先生考订，去复删繁，另标节目以归大雅，独据经史已辟异说。”前辈人编纂这一部可以“领袖全黔”的志书，是何等的辛劳，何等的严肃，读来令人敬佩，也令人感叹！

　　知府王成璐由铜仁调来贵阳，他解释何以称为贵阳之意，并述及时代演变的情况。

　　我们读了这几篇序言，可能就会启发和提高读本书的兴趣，翻阅目录，大体了然。

　　府志原拟聘遵义郑珍主纂，郑辞未就，因此湖南请来邹叔绩汉勋先生。完成这部贵州重要的方志文献。当今要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从文献资料中寻找历史前进的脉络。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陈寅恪先生的“读史早知今日事”诗句，可以作为读史者的座右铭。中共贵阳市委、贵阳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贵阳市志办公室校注出版道光《贵阳府志》，将这项工作列为市志办的目标任务，从2003年开始，聘请省内外专家学者和方志工作者进行标点、注释。前十几年《遵义府志》也作过这种工作。四个老夫子辛勤劳动，出书之后，又从头校读，发现有的错讹，再补出一份勘误册子。难哉，校书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承担此书校注的有侯绍庄、李华年、张祥光、黄万机、龙尚学、吕幼樵、马先彦、陈翰辉等先生，最后由侯绍庄、黄万机、龙尚学三位先生审订通校。《校注后记》列举全书共出校9049条。对错别字、脱文、衍文等浩繁的处理工作，个中的甘苦滋味，谁能体会得到。

　　绍庄是贵州古代史研究专家；万机是沙滩文化研究专家，他们都是古稀上下的老人。尚学是《安龙县志》主编，调贵阳来编《贵阳年鉴》、《金筑丛书》颇有成就，但已到退休之年，仍坚持把书出版，在此，我要坦率地说一句，当前学古文知识的人，一天一天减少，人文科学的研究远不如自然科学的气势庞大，令人担心凤毛麟角的古籍校注专家，近在贵州日见稀少。故希望学校多多培植后继者，否则像《贵阳府志》这样的校注工作，恐怕很难再找到驾轻就熟之人。

　　校注本《贵阳府志》精装为上下两装。书后附录一、明代贵州府州县、卫所、土司治地与今地名对照；二、清代贵州府厅州县与今地名对照；三、本书涉及重要人物姓名索引。这是全省各县读者读地方志检索方便的通用资料。至于《文征》部分，包容的史料丰富，注释详尽，是珍贵难得的史料。本书付梓出版，不仅对学习稽考贵州历史，而且对宣传推介贵阳，促进我省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陈福桐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