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走近首个民间环保数据库
“中国水污染地图”
用户点击电子地图,可检索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和超过300家地市级行政区的水质信息、污染排放信息,包括超标排放企业和污水处理厂信息。 这个网站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让污染企业现形,促使排污企业承担起环保责任。
9月14日,中国民间第一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http//www.ipe.org.cn/index.jsp)开通使用。承担该数据库建设的是一个成立不久的环保民间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叫马军。
马军告诉记者,水污染地图设置了3类数据:水质信息、排污信息、污染信息。水质信息包括地表水、主要河流、主要湖泊、地下水、近海海域的水质综述;排污信息包括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生活废水排放、重点陆源入海排污、面源污染排放综述;污染信息包括不达标企业名单、不达标污水处理厂名单、污染事件排放综述、污水处理厂建设的运行情况。
记者点击网页看到,水污染地图中列出了超过2500家污染企业,其中不乏大企业,也包括若干跨国公司。以北京为例,“谁在毒害家乡的河流”列出了前10大企业,包括北京桂祥和豆制品厂、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房山科技工业园区、平谷区马坊镇工业小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永丰产业基地等。
这个网站能迅速引起公众注意,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它特别设计了“环境信息公开指数”,基于水质监测、排污状况和污染信息公示3方面的情况计算分数,总分为100分。在这张地图上,超过100个城市的得分为零。这其中既有经济欠发达地区,也有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检测的吉林、阳泉、四平等工业污染较严重的地区。
马军告诉记者,水污染地图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公报、各地区环境状况公报和环境质量公报等官方渠道和权威调查数据,并随时更新,因此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此外,中央级新闻媒体关于水污染事件的报道,也是重要的数据来源。
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站虽然开通不久,却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马军说,从反馈的信息来看,这个网站的受众,不仅仅是专业环保人士,而且更多的是普通群众。
马军说,公众对身边水污染的关心程度,远远超出了他原先的设想。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使地图和数据更加完善易懂,满足普通群众更容易理解专业数据的需求。同时对重点污染企业进行定位,在地图上标注出来。
马军说,这个网站就是要让公众能快捷方便地查询到身边的水质信息,了解自己社区的水安全状况,此外还要指出是谁在制造水污染,让公众知道究竟是那些企业没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最终通过公众和市场来抵制污染企业。
水边行走的马军
“如果把马军的头像,和篮球明星姚明以及银幕上的美人章子怡的头像一起放在北京街头的广告牌上,大多数路人肯定都不知道他是谁。但那些知道的人会说,中国需要像马军这样的人,而且对于这一类人的急切需求要远远超过一名体育巨星或一位电影明星。”——5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
10月15日,年轻、儒雅、但略有拘谨的马军面前,摆放着小半杯白开水。水,对于马军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他的事业。
因为水,他从业余到全职,最终成了环保民间组织的成员。因为水,今年5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Time)评出的本年度“100位影响世界的人物”名单上,马军在列。
38岁的马军是北京人,1993年起任香港《南华早报》记者。他说:“媒体的工作经历,让我有机会游览名山大川。但看到的景象,和前人的描述之间,反差实在太大了。”
马军说,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去看黄河,陪同他的黄河管理部门同志告诉他,由于实行梯级开发战略,黄河水利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眼前的景象却是:脚下的黄河早已干涸。当时马军非常困惑——如果一条河流每年200多天、数百公里干涸断流,能算是“成功的治理开发”吗?之后,马军在各地都留意和群众访谈,发现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清澈的河流湖泊是怎样急剧变成了“没有盖子的垃圾箱”。
带着困惑和焦虑,马军长期开展实地调查,1999年,出版了《中国水危机》,在国内外学术及环境领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称为中国版《寂静的春天》。
《寂静的春天》于1962年由美国人蕾切尔·卡逊出版,书中陈述了农药的危害,在广大民众中引起强烈震撼。在这本书的影响下,美国环境保护局成立;各州立法限制杀虫剂的使用;曾获诺贝尔奖金的DDT和其他几种剧毒杀虫剂被终止生产与使用。
开通“水污染地图”,马军遇到了不同于著书立说的困难。“比如人才、资金”。马军说:“网站需要专业的电脑人才,前后有许多人帮过我,很多是在校学生。”
6月份,马军成立了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从一家公司筹到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全职投入网站工作。“目前很多环保NGO运行都非常困难。幸运的是,我们身处北京,有更多的渠道。虽然困难很多,但我希望我们的地图能够可持续地运行下去。”
从环境知情权做起
水污染控制,不是技术、资金问题,首先要解决机制问题。要控制水污染,必须加强执法;要加强执法,必须突破利益关系;要突破利益关系,必须有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首先要做到环境信息公开。
《中国水危机》引起社会震动后,很多人向马军询问这个问题:“怎么办”?
马军告诉记者:“中国的污染问题,单纯依靠政府、法院很难解决。虽然我们有20多部环保法规,但在发展和环境之间,地方政府倾向于前者,执法主体也会受利益主体的影响,所以造成法律效率低下。”
马军认为,环境污染治理需要一个大变革,就是公众参与,让承受污染后果的公众有机会参与环境的管理和治理。而在这个方向上,国家已经初步建立了一系列的法规来进行支撑。公众参与包含3方面权力:知情权、参与权和司法救济权。目前的情况是,全面的公众参与难度较大。马军说:“推进的第一步,就是从环境信息公开做起,首先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目前,虽然政府越来越多地在做环境信息公开的工作,但还没有完全以考虑公众便捷的手段去做。马军说,就像政府公报做了这么多年,其中也不乏详细的数据,但由于技术性和专业性过强,老百姓未必都明白。
“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站列出了2500家污染企业的名单。马军说,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本身可以成为一种环境管理的强有力手段。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尔的杀虫剂工厂发生毒气泄漏,造成数千人死亡,两年后该公司在美国本土的工厂也发生了剧毒化学品泄漏。在公众压力下,美国国会颁布了《紧急规划和社区知情权法》。这个法律将重点放在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上,首次要求企业每年向公众报告其排放的几百种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大户们很快感受到了压力,一些企业开始采取措施,削减有毒物质的释放。至今,美国此类物质的排放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而在我国,很多企业的污染成本外部化,完全由公众来承担。作为一个企业,除了有政府颁发的执照外,还有一个公众执照。任何珍惜自己品牌和美誉度的企业,也应该重视其公众执照。除了产品本身以外,其生产过程的环境保护也应该作为公众执照的考评之一。
目前,中国消费者作为“上帝”的地位,在商场和超市已经体现出来。环境信息的公开,会推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逐步促使消费者“上帝”的地位在产品生产的过程中也体现出来,就是拒绝污染制造企业的产品。这种知情权带来的互动,能让污染企业在市场中遭到惩罚,而负责任的企业会做得更好。这种良性循环一旦实现,不用政府付出任何公共资源,只靠市场的力量就能解决环境问题。(王海
向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