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进入“安倍时代”。安倍是明治维新时著名的“长州藩”（今山口县）走出的第8位宰相，他属于具有“鹰派”风格的“民族派”。“构建美好国家日本”是他的政治口号，“新日本主义”是他的执政理念。以“内政保守、外交强硬”为特征的安倍政治将决定未来日本内外政策的走向。

　　日本主义由来已久

　　“日本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888年。开始，它是以反对欧化主义的“国粹主义”面目出现的。所谓“日本主义”即指将日本的国粹作为“精神”和“骨髓”的主义，它是近代日本民族主义兴起的标志。初期的国粹主义在当时的国内外背景下曾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日本大国意识的增强,国粹主义开始向国家主义倾斜，日本主义概念的实质也发生了变化。此时的日本主义强调“国体”的重要性,认为在现实世界的一切活动中只有国家的行为是最有效的存在。

　　安倍搞新日本主义的目的，主要是想挑战战后的保守主义体制，即“重经济，轻武装”的所谓“吉田路线”。当时的吉田内阁为了重振经济放弃了重新武装的机会，与美国签订“日美同盟”，将日本的防卫权拱手让给美国。这在当时就遭到主张“重新武装”的民主党的攻击。虽然吉田路线在战后日本恢复自信、确立经济大国地位过程中功不可没，但鹰派对丧失防卫权一直耿耿于怀。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就说过要进行“战后总决算”，目的就是想清算吉田路线。小泉继承了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路线，积极追求“正常国家”目标。安倍的新日本主义与小泉的新保守主义相比，在革新国内政治和主张强硬外交上二者区别不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不同主张是二者的根本区别，以小泉等人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不怎么在乎日本的民族“主体性”丢没丢。但是，作为民族派的安倍很在乎。二者在防卫观和国家观上虽然区别不大，但在历史观、文明观上，新日本主义则更加“民族化”。

　　安倍要树立强势日本

　　安倍政治以“内政保守、外交强硬”为特征。他的新日本主义核心内容是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号召人们“爱家庭，爱地区，爱国家”，“要对养育自己的国家抱有自信和自豪感，对悠久的历史与传统要珍视，要不封闭、不排它地虚心面对现实”，并“保持日本人固有的谦虚、质朴、单纯，宁静的美德”。安倍在自己的代表作《构建美好国家》中，将自己的理念定义为“开放的保守主义”。

　　安倍特别重视意识形态和安全保障两个领域，说要当一个“战斗的政治家”，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构建美好国家日本的挑战之中”。上台前他就主张，“为了树立日本新的国家形象，要在我们手中制定出新宪法。下届领导人要把制定新宪法提上政治日程并发挥主导作用。”在历代首相当中，他第一个表示要着手研究容忍行使“集体自卫权”。

　　安倍的新日本主义在外交上将表现为，对美“亲而不从”，对华“和而不同”，即所谓的“主张型外交”。安倍要树立“强势日本”、“受世界尊重和信赖的日本”形象。

　　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追求民族精神的价值、找回失落的民族主体性并没有错，但是，要达到这些目标，还必须将其建立在正确的历史观之上。近年来日益抬头的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推动“重新武装”，朝鲜进行核试验后日本就有人对《周边事态法》随意解释，日美同盟出现从“准军事同盟”发展为真正“军事同盟”的苗头，这些都表明，新日本主义强调的弘扬民族传统的目标是有可能变味的。

　　中日关系将更加现实

　　以恢复中日首脑会谈为标志，中日政治关系跨越“临界点”并走向“和解”，这是中日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日关系已经走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阶段。从“和解”到“和谐”，从“和谐”到“和睦”，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和解→和谐→和睦”是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中日关系过去“山穷水未尽”，现在“柳暗花未明”。

　　恢复中日首脑外交，是中日关系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化的标志。这次中日首脑会谈强调构建“战略互惠关系”，是“现实主义”外交思想指导的结果。“君子之交淡如水”将成为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模式。

　　但是，中日关系未来的走向仍然会受到新日本主义的影响。安倍的新日本主义强调的是“主张型外交”。安倍曾说，“战后50年来，日本一直扮演听外国话的好孩子角色，未来日本应该努力开展承担责任的外交”。言外之意就是，日本在承担责任的同时也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小泉讲“世界范围内的日美同盟”，安倍讲“为了世界与亚洲的日美同盟”。安倍试图追求“一手软，一手硬”的“战略外交”，以摆脱“鸽派”、“鹰派”二元论。此外，在纠正“小泉外交”僵化之处的同时，安倍也在对华外交上更多地强调了“自主性”。

　　由于现在的日本正处于“寻求身份”、自我重新定位阶段，其中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所以这些政治表述如何转为具体的政策，而这些政策会对中日关系产生什么影响，仍有待观察。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