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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红，就是红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10-20 9:12:11 · 来源：新京报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后的帕慕克露出得意的笑。
红色帕慕克
如果用一种最恰当的颜色描绘刚刚获得诺奖的土耳其人帕慕克，我想是红色。不仅因为他有一本小说叫《我的名字叫红》，主要是诺奖让他一下子光芒四射，可以说，红得像火焰一样。先是在普通读者里红旗遍地，接下来更是以“在寻找城市忧郁灵魂的同时发现了文化冲突和融合的新符号”的理由说服了诺贝尔的众多难以琢磨的老爷子们，得到了诺贝尔奖的桂冠。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评论界也是江山一片红的大好局面。《我的名字叫红》真的很红。 这是一本真正称得上惊艳的书。满纸的流光溢彩，华贵的艳黄，令人心旌摇荡的红，弥漫在字里行间的华丽，扑面而来，在这样的一部小说面前感觉到自身阅读经验的弱小，甚至被他行文的绵密与富丽震惊的一度失语。
名副其实的红
我的名字叫红。你说什么？是不是《我的名字叫红》？
你认错了，我是那个象征光荣、爱情、热情、鲜血的颜色，是独特、迷人的红色呀！这样的我，怎么会有被认错的可能呢？《我的名字叫红》，它可能具有我这样的气质吗？
我的名字叫红。我耀眼、绚烂，我有第一眼的磁力。《我的名字叫红》也有这样的磁力吗？
从西方媒体处我听到的回答大多是肯定的：“一本精彩的小说，梦幻般的、热情洋溢的并令人尊敬，极具原创性与令人兴奋的观点……”；“读者将发现自己被诱入一个富丽堂皇的世界……阅读这本小说就好像在做一场魔幻的异国美梦……”：“《我的名字叫红》是一本令人惊喜的丰富小说，非常令人注目……”在中国，我也听到了同样的语调。作家虹影就说：“这可以说是一本诗情画意的小说，标题很有趣，这个书有59章不同的趋势值，没有统一的时间。”她还说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先把第一章看完，再把所有《我的名字叫黑》的章节看完，接着回来看第三章，发现故事整体的感觉不变。虹影说，看其他的很多小说是看不到这样的情况的，她认为获奖的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尽管作家没有使用术语，但她对小说叙述技巧显然是赞扬的。学院里也传出了肯定作者叙述能力的声音，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胡续冬老师就说：“从小说的技艺层面上看，仅就中国内地出版过的《我的名字叫红》而言，帕慕克确实展示出了令人赞叹的叙事技法、巨大的想象力吞吐量和精湛的结构能力。”好吧，我承认，它的确有第一眼磁力，它的语言和叙述都招人眼目：小说里叙述人称的跳跃和章节结构的交错使得小说像拓扑图一样变幻莫测；不同叙述人平行发音的“多声部”叙述方式让小说具有了乐感，仿佛一首合唱曲；而想像力喷张的细节描写和交织其间的历史、艺术等因素把小说变成了一副精心织就的细密画。《纽约时报》的书评说得不错：“为了其中的想象和言语所带来的愉悦，我们阅读帕慕克，理所当然。”所以，同样理所当然的，《我的名字叫红》红了，名副其实的红了。
红得名副其实
“我从不隐藏自己：对我而言，精致优美并非出于柔弱无力，而是来自果决和毅力。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我不害怕别的颜色、阴影、拥挤，甚至是孤寂。”———帕慕克对我的描述说明他对我还是了解的。这正是我具有磁力的原因。对于《我的名字叫红》，这些词句同样适用吗？
我听到了这些声音：“帕慕克先生得奖确是实至名归。这个奖给予的是作品本身，想象良知和记忆良知共同驱动了作品。”来自《纽约时报》的评论说：“土耳其民族分子把帕慕克看成是文学界的煽动者。但我们认为帕慕克在述说真相。为了艺术和良心，他从未放弃过抵抗对文学声音的窒息。”帕慕克的胆子很大，马悦然是这么说帕慕克的。帕慕克是第一个为拉·什迪大声抗议的作家，是替遭压迫的其他土耳其作家讲话的作家，是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可以把自己写为“他人”。如果转换成帕慕克书中的描述，或许就是：“从不隐藏自己”、“不害怕别的颜色、阴影、拥挤，甚至是孤寂。”胡续冬这样解释《我的名字叫红》的主旨和诺奖的精神契合：“从帕慕克所萦怀的一些基本题旨来看，他所关心的诸如文化变迁、认同危机、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等问题也特别‘讨巧’地使他能够符合瑞典学院的院士们这些年对诺贝尔遗嘱中规定的‘理想主义’一词的诠释。”理想主义之契合知识分子的良知，正如红色之契合理想主义。《我的名字叫红》的根很正，苗也很红。是的，我得说，《我的名字叫红》红得名副其实。
为什么这样红？
红色这种神奇的颜色是如何产生的？印度最燥热地区品质最优良的红昆虫干，加上五德拉克马的红色粉末，再加上一德拉克马的肥皂草、再加上半德拉克马的溶剂，碾磨、搅拌、溶解……这是一个糅合了诸多特定因素的复杂过程。
不同化学元素相互间的猛烈撞击诞生了夺目的红，听起来像个巧合：不同文化因素相互间的摩擦、碰撞、融合给予了《我的名字叫红》以生命。
“9·11之后，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对话是世界主流话题。
文明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是帕慕克所有作品之间隐秘相联的一条通道，他始终牢牢站在这个巨大的问题最前列，显然这和他自身处在文化过渡地段有关。“作家邱华栋说，”30年来，帕慕克一直默默地以这个基调来写作，54岁的帕慕克摘得诺奖当之无愧。“如果把地球缩小，土耳其就是东区和西区交接处的那条街，而帕慕克则是街上的一扇窗。”土耳其的文化由东方和西方共同组成。土耳其的历史和我的书都说明了这一点，不同的文明走到一起是可能的。“在一次《华尔街日报》（TheWallStreetJourna）的访谈中，帕慕克说：”我不认同文明必然冲撞这个观点。
我的一生就是这个事实的佐证：文明是可以优雅而和谐地融合的，只要你有这样做的意愿。“帕慕克坦承，他并没有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但是，”或许我25年来的小说一直在讨论这一点：我们必须面对所有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关于身份，关于从属于一种文明，关于有些人所说的不同的文明不会走到一起的事实。“他说，他要通过文学来告诉读者，实际上事关重大的不是文明，而是人的生活，”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细节———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气味、颜色和氛围，以及我们经历的点滴小事。“或者，可以再缩小一点，帕慕克是这扇窗上映射着街景的一面玻璃。玻璃上的图像变幻、斑斓、宛若幻象，却是真实情境。帕慕克具有这种能力，能跨越东方与西方、真实与幻象，在土耳其这个东西世界的分界处以一种超乎常例的方式观看、然后描绘出一种或曰超现实主义、或曰印象派的现实佐证图像。人们无法彻底了解他的原始图像为何物，又将会以何种模样再出现，却无法不被这些图像袭击到眼睛。———如果他们有颜色，只能是红色。这种红色的意义是什么？帕慕克在书中给了回答：”颜色的意义在于它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看到了。“
采写：本报记者曹雪萍 实习生何潇
对话
帕慕克答记者问
记者：你在小说设置了多个叙述者，为什么给小说这样一种结构呢？
帕慕克：实际上扮演不同的人物以第一人称说话非常有趣。我不断发掘各种声音，包括一位16世纪细密画师的声音，杀人凶手可怕的声音，死人去往天堂的路上发出的声音，这些独特声音组成一首丰富的乐曲。视角转换其实也反映小说主要关注的是从我们的角度经由上帝存在的观点寻找过去的世界。
我的主要人物都生活于没有透视法限制的世界，他们用独特的幽默表达自己。
记者：女主人公的儿子奥尔罕是你的另外一个自我吗？
帕慕克：奥尔罕就是我自己。奥尔罕的许多细节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在小说中用了我母亲和哥哥的名字，两兄弟无休止地争吵，敌对，求和，以及对母亲的独特情感都是自传性的。把这些细节放到历史小说里，我是想赋予它个人的维度。
记者：写作这样一部具备丰富细节的历史小说，你都做了哪些功课？
帕慕克：我花了六年时间读书，观看各种美术作品，但我不觉得那是调查研究，我乐在其中。我6岁就开始绘画，幻想着自己能做一名画家，我临摹过土耳其的细密画，后来我受了更多西方绘画的影响。大概20岁的时候，我才开始写小说。激发我写作这本书激情的主要是伊斯兰细密画。我把我看过的细密画里不可胜数的细节都放进小说。
记者：你认为伊斯兰绘画的审美与西方审美的冲突对你有重要意义吗？你是否提示读者两者代表了两种非常不同的观看世界的方式？
帕慕克：对传统的伊斯兰画师而言，西方肖像画的绘画方式是个极大的挑战，这与他们传统的绘画方式完全不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看、绘画方式，甚至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西方通过个人的研究观看，伊斯兰画师通过神之眼观看世界，更像是用精神之眼在读解世界。
记者：哪些作家和艺术家对你产生了深刻影响？
帕慕克：我已经48岁了，在这个年纪，影响这个东西令我十分紧张。我更希望你的问题是，我从其他人那里学到了哪些东西。托马斯·曼使我知道历史小说的快感主要来自于糅合各种细节。卡尔维诺教会我独创性与历史本身同等重要。我从艾柯那里学会可以温文尔雅地运用谋杀的形式，从尤瑟纳尔身上获益最多，她写过一篇评论，讲述历史小说的语调和语言。我想，写作历史小说的困难不在于完美再现过去，而是把历史与某些新鲜东西联系起来，使其不断丰满，用想象和个人体验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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