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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在刘少奇同志诞辰105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全家人聚会王光美与姐妹们王光美与王光英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刘少奇与王光美在西柏坡结婚时合影。
大家闺秀 祖籍天津
据黄峥介绍，王光美祖籍天津，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王光美的父亲王治昌，号槐青，是天津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在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时，王治昌曾任代理农商总长，成为这一时期管理中国经济的大人物。1919年，还以公使的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
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她开明、进步，持家有条有理，教育子女也很得法。她一共生育了8个儿女，3个男孩，5个女孩。王光美是女孩儿中最大的。董洁如不愧为贤妻良母，她不仅对亲生儿女疼爱有加，对王槐青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也关怀得无微不至。王光美曾回忆说：“前面三个哥哥，我们小时有许多年一直不知道他们与我们是同父异母。我母亲对他们视同己出，从来没有说过他们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大哥死后（30多岁时因病去世），母亲很悲痛，因而大哥在我们弟妹中永远占据一个位置。”
王治昌夫妇共有11个儿女，有半数以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投身了革命。王光美的四哥王光杰是兄妹中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1938年9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当时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同志，知道王光杰懂无线电，便要他想办法组装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并筹建秘密电台。为了掩护电台开展工作，地下党组织物色了一位名叫王兰芬的女同志，让王光杰和她以夫妻名义在天津英租界租了一处房子，作为秘密电台的地点。后来，两人真成了夫妻。解放后，王光杰曾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主人公李侠，原型之一就是王光杰。
在王光美的所有兄妹中，六哥王光英恐怕是最为人所熟知的。王光英和王光美年龄挨得最近，只差两年，所以从小两人一块上学、一块放学，老在一起。王光英曾同别人合伙到天津办厂，其间认识了辅仁大学教育系女生应伊利，两人最终结为夫妻。王光美曾回忆说：“工厂的名字叫近代化学厂，听起来挺有气派，实际上工厂很小，生产些化工原料。我记得家里为支持光英办工厂，还给了他几根金条。金条哪来的呢？当时社会经济萧条，物价波动很厉害，纸币一天天贬值，而我们家那时已经没有稳定的收入，于是就把多余的房子全卖了，换成金条，用以应付家庭生活和供我们上学。”
王光美同志晚年生活十分低调，谢绝了各界想为她传奇一生写传记的请求；她逝世后，她的家人也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和拍照要求。这位传奇人物至今给历史留下的唯一独立的生平记载，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主任黄峥研究员撰写的《王光美访谈录》。昨天，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黄峥。
黄峥与王光美相识20多年，曾有多次对话，并最终记述了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度过的那段曲折坎坷、惊心动魄的人生岁月。
奔赴延安 结缘少奇
1945年，王光美毕业于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获理学硕士学位后，考取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原子物理系全奖学金博士。在当时荷兰的图书馆里有王光美的学习成绩单，上面写着“数学女王”。同时，她的英语也非常好。
1946年2月，王光美到刚成立不久的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英语翻译，开始为党工作。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王光美决定像几位哥哥那样加入共产党，放弃自己梦寐以求的读博士的机会，奔赴延安。到延安后，王光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
王光美第一次见到刘少奇是因为去看望朱德。朱德留他们吃饭，吃饭的时候，康克清说，你们一起也去见见少奇。就这样，王光美第一次见到刘少奇，但只是跟他握了握手，没有说话。之后两人又有过几次接触。
王光美从旁观察，发现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刘少奇的蒸饭碗里总有一瓣蒜，吃完饭老在胃部搁一个热水袋。“我有时候太规矩，就不问。可是你可以观察，慢慢就知道那是他胃不好。”
从延安到西柏坡，王光美渐渐知道刘少奇是单身。“如果他真愿意跟我好，我就愿意把他给照顾好，因为党培养一个干部也不容易。”
也就是那天吃饭后，刘少奇说让王光美跟他上晋察冀，这话里有话。当时王光美想，自己留在晋西北也是搞土地改革，为什么让她上晋察冀？当时的王光美并不懂，因此一口回绝。“他上来就说他家里情况，说他家里有多少孩子，之前有五个孩子，这些孩子岁数是多少，他身体有胃病，还有什么病，身体怎么不好，完全工作没有时间……我当时觉得这人真挺奇怪的，他跟我说这些干嘛呀。”回忆起刘少奇时，王光美这么说道。
1948年，王光美与刘少奇在西柏坡重逢，才最终确定了关系。8月21日，王光美和刘少奇在西柏坡结为终身伴侣。新婚的当天，既没举行隆重的婚礼，也没举行婚宴。但使人难忘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机关的同志们都到他们的住处祝贺，一起品尝由中央军委外事组的同志们亲手做的喜庆蛋糕。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以后，完全变为一个辅助的角色了，她遵循了一个传统女性的原则，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把自己的精力献给了刘少奇的工作和他们这个家庭。
王光美骑自行车上下班，穿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上衣。她悉心照顾刘少奇前妻留下的子女，教从苏联回来的刘爱琴（刘少奇和前妻的女儿）写中文。
丈夫的办公桌是王光美的禁区，丈夫是高级干部，她是普通干部，丈夫桌上的文件和电话她从来不碰。在家里，丈夫是一个“等级”，她和孩子是一个“等级”，丈夫每餐有一个水果，她和孩子不能敞开供应。她让孩子们从小养成照顾爸爸的习惯，每回举行家庭乒乓球赛，小孩都会自觉输掉，让爸爸赢得奖杯。
跟随少奇 赴津视察
1949年4月，刘少奇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去天津视察工作。当时的天津已经顺利完成接管，正转入城市功能的恢复和生产的发展。毛主席要刘少奇到天津去，是因为当时中共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给毛主席写信汇报了天津解放后工人要起来分财产，资本家那头情绪不稳定，天津的社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天津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人口200万，是华北、东北、西北这“三北”的商业枢纽。刘少奇到天津去，目的非常明确，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临行前，因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在天津办厂，刘少奇还在王光美家中向他询问天津工商界的情况，并要他回去多联系工商界人士，宣传党的政策。王光英那时刚30岁，不愿意当资本家，表示要靠近共产党，或者搞技术。刘少奇就对他说：共产党员、干部，我们党内有许许多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着工商界的衣服，屁股能坐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那就很好嘛！也可以为党工作嘛！王光英后来在《第一次与少奇同志会面》中回忆说：“这几句话明确了我一辈子的努力方向，是我一辈子受用不尽的座右铭。”
4月10日，王光美陪同刘少奇一行乘火车抵达天津，迎接他们的是当时著名的“三黄”———黄克诚、黄敬、黄火青。随后，刘少奇、王光美等被安排在近郊小刘庄的一座两层小洋房住下。在工作和照顾丈夫之余，王光美还特意抽空到老城里，想看看自己家的老宅，可惜她对老宅的记忆仅有父辈给她讲述的零星片断，因此最终还是没有找着。
见证刘少奇“天津讲话”
少奇同志1949年视察天津期间，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主任黄峥认为，天津讲话在当时对指导党的工作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对后来新中国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有现实意义。邓小平等许多领导同志都曾对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给予了很高的公正的评价。天津讲话内容丰富，有不少党史专家、学者至今还在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并且又有新的认识和发现。
作为天津讲话的见证人，王光美说：少奇的天津讲话，1953年的时候受到高岗的攻击，“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批判。我作为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见证人，我始终认为这些讲话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当年就针对高岗散布的流言蜚语，对天津讲话作了公道的评价。他说：“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这个评价。
晚年的王光美专心致志地投入了一项事业———“幸福工程”。
1995年春天，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等发起的旨在帮助贫困母亲治穷、治愚、治病的“幸福工程”行动宣告启动，全国政协常委王光美被推举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她倾其所有，为“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积极奔走。本报今晚特稿版曾在2005年12月7日作过详细报道。
身上洋溢 母性光辉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文芳，因工作关系曾多次采访王光美。以下内容根据李文芳主任口述整理。
我是从1992年开始和王光美同志接触的，当时是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95周年，为了把少奇同志在天津工作、视察的情况了解清楚，我们采访了光美同志，还向她约了一篇稿《1949年伴少奇天津之行》，收录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在天津》一书中。
光美同志家在北京木樨地，我们到她家后，说实话有点惊讶，因为没想到她的家里会那么简单朴素。王光美同志很谦和，见面就给人一种亲人的感觉，很自然地问我们几点从天津出来的，累不累什么的。她还亲自给我们拿水果，倒水喝。她身上洋溢着母性的光辉，谈吐朴实大方，气质高雅，也很容易亲近。后来我们拍一部《少奇·1949在天津》的四集电视剧，写剧本时就请她给我们谈情况，还让她给我们审稿。
光美同志在工作上却是少有的严谨和细致。我们每次和她约采访，她都要先问清楚我们需要哪方面的内容，然后她会事先做好准备，采访的时候，她条理很清晰，我们的采访也都很顺利。还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比较深，我们向光美同志约稿时，她为了把文章写好、写准确，还逐一核对自己当年的笔记、日记和我们掌握的一些资料，包括少奇同志的行程、事件、具体陪同的同志等，非常细致。
我们在她家里要求和她合影时，她总是欣然答应，并细心地整理自己的衣装。然后，她总能用一个摄影爱好者的眼光，在她家里简陋的客厅中帮我们挑选出一块采光好、背景好的地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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