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0月20日电(记者徐壮志)72年前的10月16日夜晚,宁静的赣南于都河两岸,突然出现了大队人马——以越过于都河为标志,中央红军的长征开始了。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1月,面对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剿”,4路红军先后离开养育过他们的红色根据地,踏上远征之路。
当时不会有人想到,他们的远征,会成为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他们的精神,会在70年后的今天成为超越时空的巍峨丰碑。
生命铸就的史诗
112岁的红嫂陈发姑至今也不知道,丈夫朱吉薰究竟倒在了万里征程的哪一处。
一个多世纪的人事沧桑,老人几乎都无法记得了。然而,提起72年前那个残阳如血的傍晚,老人浑浊的双眼中依然会泛起点点泪花……
夜色茫茫,十里相送。行军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战马最后一次悲怆的嘶鸣,惊落了多少母亲和妻子的眼泪。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丈夫再也没有回来。
“水打石子翻转身,唔(不)知我郎几时归……”陈发姑一等,就是72年。
在中央红军出发地赣南闽西苏区,在红2、红6军团出发地湘鄂川黔苏区,在红四方面军出发地川陕苏区,在红25军出发地鄂豫皖苏区,都有成千上万像陈发姑一样的红嫂。她们唱着《想红军》《盼红军》,直唱到青丝变白发。一直到今天,她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知道,丈夫那双年轻的眼睛,究竟是黯淡在湘江边、雪山上还是草地里?
4路红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共20.6万余人,途中补充兵力有据可查的为1.7万余人,到长征结束仅剩5.7万人,超过16.6万人牺牲或失散在了长征路上。单是江西兴国一个县,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就有12038名。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每一公里,都有一名兴国籍战士化作的生命路标。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一场与后来的西路军蒙难、皖南事变一起并称为我军历史上三大悲剧的战役,险些让中央红军全军覆没。
40多天中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从江西突围出来的中央红军拖着疲惫之躯,奔向广西境内的湘江。已经判断出红军意图的蒋介石,凭借湘江之险,设下了第四道封锁线——仅在兴安至全州间的湘江沿岸,就密布着200多个碉堡和30万人左右的大军。
5天5夜,在湘江两岸,红军将士与5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搏杀。
91岁的老红军唐进新,就是当时死守湘江西岸要地脚山铺的一名普通战士。老人至今难忘那场一生中经历的最为惨烈的战斗:一个上午的激战,阵地上的人几乎少了一半。当阵地在敌人潮水般冲击中动摇时,后来的共和国国防部长、其时身患疟疾的红4团团长耿飚挥着大刀带头冲了出去……
阵地,陆续在人员全部阵亡后被敌人占领。团政委杨成武也在反冲锋中腿部中弹。红5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毫不犹豫地给自己补了一枪……
断后的红5军团34师、红3军团6师18团被敌人阻断在湘江东岸,大部阵亡。34师师长陈树湘中弹被俘后,从腹部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
13位团以上干部战死在湘江两岸。突破湘江封锁线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多人。
“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这众口相传了几代人的话,蕴含的是远征中难以想像的苦难风流。92岁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韩先良回忆过雪山草地时,几度泣不成声——
第一次过草地时,全连还有四五十人。到第二次过草地,就只剩下十几个人了。有一天早上,当韩先良奉命去叫另一个班出发时,却发现那个班的人互相靠坐在篝火旁,全冻死了……
据专家保守统计,至少有1万名红军将士,因为饥饿、寒冷、疾病而倒在了这片凶险的草地中。
红四方面军老战士李中权一家,有4人牺牲在长征路上。直到今天,老将军也不知道母亲究竟长眠在茫茫水草地的哪一处。
70多年过去,当年19岁的青年已变成了91岁高龄的白发老人。但,老人书房中那幅凭着记忆还原的母亲的画像,表明逝水般的流年并不能冲淡老人对倒在长征路上的亲人的哀思。
有多少生命如同李中权将军的母亲一样,默默倒在了这条纵横中国西部的红飘带上,甚至没能留下一个名字,一块墓碑。长征中,光牺牲的营以上干部就达422位,其中,包括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红25军政委吴焕先等8位军以上干部和80余位师以上干部。
地址成为遗址,笑容成为遗容;墓表示苦难,碑表示光荣,一样的深刻也一样的恢弘。
70多年过去,万水千山间征战的痕迹早已荡然无存。但,在赣南,在湘江,在遵义,在雪山草地,在长征路上的每一处,森林般耸立的墓碑,向人们无声讲述着一段段曾像火焰般燃烧的青春……
海拔4000余米的亚克夏山北坡的垭口上,一座红军烈士墓静静地躺在积雪云雾之中。
1936年,12名红军战士倒在了这里。16年后,发现这些遗骨的人们,建起了这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军人之墓,永远躺在这里的他们本来就有着这样高的人生境界。
还有一些人没有倒在这条红飘带沿线,却注定要享受同样的荣光。仅中央苏区,就留下了1.6万余名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和3万余名伤病员。这些人,被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为“死亡军团”。
就在中央红军取得遵义大捷的时候,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党的早期著名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抓获。面对国民党派来劝降的特务和叛徒,他的回答是: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1935年6月18日上午8时,36岁的瞿秋白唱着由自己译成中文的《国际歌》,倒在了罗汉岭脚下的草坪上。
方志敏、阮啸仙、何叔衡、刘伯坚、贺昌以及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这些党和红军知名的领导人,以及更多不为人知的红军战士,他们的精魂,与牺牲在长征中的烈士一样化成了红飘带上永恒的绚丽。
牺牲的人太多太多,很少有生者带回死者的消息。盼望他们归来的亲人只能在家乡的红土地上为他们建起一座座空坟。
70多年过去,种在坟头上的树已吮吸着眼泪长成了森林。
1949年9月30日,一个天高云淡的秋日,毛泽东和同他一起从长征走来的开国元勋们,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举行了一座纪念碑的奠基礼。
这一天,离长征开始整整15年。
双目视力早已模糊的陈发姑老人,永远也不可能到这面碑前,来抚触那个她呼唤了72年的名字——
然而,朱吉薰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已永远和留在长征路上的战友们一道,光荣地和所有人民英雄一起走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一中国革命的神圣祭坛。
绝地逢生的奇迹
3万∶40万,红军与国民党军在赤水流域的兵力悬殊,达到了长征以来之最。
此时,连续征战数月的红军已是人困马乏,战士们长征出发时每人所携带的50多发子弹已所剩无几。
一渡赤水、二渡赤水、三渡赤水、四渡赤水……100多天中,红军以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运动,在云、贵、川、黔纵横驰骋,在敌人大军中往返穿插,声东击西,指南打北,把国民党数十万大军调得晕头转向,最终巧妙地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91岁的老红军王道金回忆说,“每天不停地走、不停地打,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身后的敌人不见了!”
这一切,都源于一次会议的召开——遵义会议。
丧失根据地后的被迫转移,湘江之战的惨败,使党和红军逐步认清了“左”倾路线的危害。从湘南通道到黔北黎平,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努力下,中央红军最终放弃了赴湘西与贺龙、肖克的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从根本上实行战略转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持续3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项决定。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刚刚度过自己41岁生日不到一个月,毛泽东,这位红军的缔造者、红军战术的发明者、党指挥枪的早期实践者,在被“左”倾领导者排挤2年后,重新赢得了红军指挥权。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转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4年来,首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
“遵义会议是我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说,从此,红军长征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就结束了。
四渡赤水,正是毛泽东重掌红军指挥权后的牛刀初试。25年后,当来华访问的英国二战名将蒙哥马利盛赞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才是自己的得意之笔。
转折,虽已开始;征途,绝非一帆风顺。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的第3天,蒋介石飞抵昆明——挡在红军面前的大渡河急流,在72年前曾令太平天国骁将石达开和7000名太平军全军覆灭。为了重演这段历史,蒋介石亲自飞临大渡河上空视察。
将近20万的国民党大军南北两路向大渡河压来。这时,杨得志率领的红1团却从数百里之外突然出现在安顺场渡口。
大渡河千年不息的浪涛见识了真正的勇士:红军营长孙继先率17勇士在急流弹雨中奇迹般强渡成功。
然而,水急船小,红军无法迅速渡过。红2师4团接到命令:迅速夺占北面的泸定桥,从桥上过江。
翻山越岭,杨成武率领红4团创造了最多时昼夜行军240里的记录。回忆那惊心动魄的3天,唐进新说:“每碰到敌人,就留下一部分人打仗,别人继续行军。”
红军神兵天降,在敌人甚至来不及毁掉这座桥时,22名突击队员已冒死攀上了摇摇晃晃的铁索。
一个战士中弹,掉入了波涛翻滚的河中,紧接着又一个……高悬于奔腾江水之上的那几根滑溜溜的铁索,牵着的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命运!
难以想像那些突击队员攀着晃动的铁索、冒着敌人密集的子弹冲锋是何等的惊心动魄,红军奇迹般地在敌人的弹雨和大火中冲到了对岸。
两支走过同一条道路而命运迥然不同的军队,相隔72年在这里留下两段不同的绝响。胜利后,刘伯承、聂荣臻两位后来的共和国元帅对着铁索说:要在这里立一个碑,记下红军战士的不朽功勋!
半个世纪后,两位元帅实现了夙愿,大渡河畔矗起了一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碑落成的那一天,昔日红4团政委、72岁高龄的杨成武将军亲自前去,再一次踏上了泸定桥。只是,当年年轻的夺桥勇士都没有能够第二次走上这座不朽的桥:22人中有3位当场阵亡了,其他的也都倒在了革命的漫漫征程中。
看看这一组令人惊讶的数字: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其中5座经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历经11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红二方面军行程9520公里,攻占县城92座;红四方面军行程5000公里,三过纵深近500公里的水草地。长征途中,红军穿越了数十年来没有一支军队经过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突破了国民党中央军和10个地方军阀部队的围追堵截,几乎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平均走365里才休息一次,日均行军74里……
如同巧渡金沙江、抢占腊子口等长征途中的著名战斗一样,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已被公认为战争史上的奇迹。然而,长征创造的奇迹何止是一次次的战斗?
川西大凉山,彝人的世界。这里,就是斯诺所说的数十年来中没有一支军队经过的地方之一。然而,一座刘伯承与小叶丹紧紧拥抱的雕塑改写了这一历史,更写下了一段足以传唱千秋的佳话。
巧渡金沙江后进入川西大凉山的红军,遇到了不明真相的彝族群众围攻。武器被夺走,士兵被打伤,甚至连身上的军装也被抢走了。
红军战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彝胞们疑惑了。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按照彝家的风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从此,一面“中国红军彝民沽鸡支队”的旗帜开始在大凉山深处飘动……
长征途中,红军先后经过了瑶、苗、羌、回、藏、东乡、裕固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人民军队的真情,溶化了这些少数民族心灵深处千百年来结下的厚厚坚冰,红色种子从此在这方荒凉之地扎根发芽。
成千上万的民族兄弟加入了红军队伍。担任过四川省委书记的89岁的天宝,当年就是长征中藏民独立师里的一名普通红军战士。
在长征所创造的一切奇迹中,雪山草地是最具象征性的了。那片让红军将士现在提起来都心悸的草地被称为“魔毯”。在一丛丛野花和绿草底下,是一个又一个的泥潭陷阱,多少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硬汉子在那里被吞噬了。
草地横溢的水中多数含有毒素,伤口被水一泡,就红肿溃烂。有的人干渴难忍,喝上两口,多数就会肚子发胀,发病乃至死亡。
但,与沼泽与毒水相比,饥饿才是对红军最大的危险。“饿得摇摇晃晃,一路寻找着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野菜、草根、皮带、小鱼和老鼠,甚至还有粪便中没有消化的青稞粒都吃了。”曾任红2军团4师10团副政委的陈浩说,全师1500多人,从草地出来时剩下不到700人。
然而,死亡并没能阻止这支勇敢的红色大军。红军将士用胜利谱写了人类生命最顽强的赞歌——他们不仅奇迹般地越过了一座座“神仙也难以翻越”的雪山,而且奇迹般地走出了纵深500公里的险恶的水草地。
1936年10月,当几支九死一生的红军在黄土高原紧紧相拥时,在他们面前,再也没有克服不了的险阻了。
毛泽东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了。
远征没有尽头
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38岁的英国学者李爱德循着红二方面军的足迹,再次走进了雪山草地深处。这是他第二次以徒步的方式踏上长征路——2004年,他和他的同胞马普安曾沿着红一方面军的行军线路,走完了长征全程。
“我必须要深入了解长征背后的那一个个感人故事……”这位历史学博士说。
70年前的8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美国记者斯诺在几路红军会师前夕进入陕北采访。这位首次向世界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记者把长征誉为“震惊世界的行军”,并预言:“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李爱德就是完成斯诺这一预言的众多后来者之一。
70年前,当从不同地区出发的红色大军历尽艰险后终于在黄土高原上紧紧拥抱的时候,出发时20多万的长征大军此时仅剩几万人。但,正是这些人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洗刷了民族的羞辱。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毅力,他们的信念和他们的精神,都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飞跃。
曾思玉将军说:抗战爆发后,连红军的炊事员、卫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起一片群众,创建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都参加过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5位国家主席、代主席是长征干部。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的9位,10位大将中的8位,以及90%以上的上将、中将和少将,经历过长征的考验。
正是黄土高原上破晓的那一缕胜利曙光,托起了中华民族从此不落的太阳。1937年9月25日,由长征路上的红1军团为主改编的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歼敌1000多人,一举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率部强渡大渡河的杨得志和率部飞夺泸定桥的杨成武,以及另一位长征中的政委杨勇在平型关战斗中“三‘杨’开泰”,全部都是战斗的中坚部队的指挥员。
两年后,杨成武率部在黄土岭战役中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那一年,杨成武25岁,而“凋谢在太行山上的名将之花”阿部规秀52岁。
1937年10月18日,由红二方面军改编的八路军120师设伏雁门关,毙伤敌500余人,数十辆日军汽车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端枪冲在部队前面的716团团长,就是后来的独臂上将贺炳炎。
一天之后,八路军129师769团夜袭阳明堡,击毁敌机24架,歼敌100余人。入侵山西的日寇一时失去了空中突击力量,不得不分兵防御后方。统率769团的,是19岁就担任红四方面军11师政委的陈锡联。这位后来的开国上将一生4次负重伤,子弹3次穿过他的身体……
以70多岁高龄重走长征路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说:“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
这位作家在他被翻译成17种文字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特别提到了一位名叫邓小平的长征老战士领导的新长征。他指出:中国的长征从来就没有结束,红军的长征仅仅是这次长征的序幕……
弹指70年,历史早已绘制出无数新的动人篇章。从长征精神开始,中华民族又陆续演绎出延安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一系列不同的时代精神。直到今天,对那些关系国家和民族大业的每一项工程,人们仍习惯将之比喻成“长征”。
的确,长征虽已完成,但长征的奇迹仍在继续。
在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盟誓35年后,千百年来只有火把的大凉山深处,竖起了现代化的火箭发射架,这就是今天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强渡大渡河的勇士孙继先,新中国成立后任我军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的司令员。他所奠基的,正是迄今为止已两次把中国航天员送上太空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当一枚枚火箭托举着中华民族的雄心一次次飞上太空时,所有的人都从乳白色的箭身上看到了那醒目的长征标志。
长征胜利70周年,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50周年喜庆之时。10月8日,5位经历过长征风雨的老红军李中权、王定烈、王定国、张文、刘月生来到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把一面有232名老红军签名的红旗递到了院长吴燕生的手中。
“航天精神和长征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红军在长征中那种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作风一直激励着民族复兴的整个进程。”43岁的吴燕生说,自1970年4月“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空以来,我国“长征”系列火箭已经成功发射近百次,被誉为“中国第一世界名牌”。
以“长征”来命名中国自行研制的运载火箭,是否寓示着中华民族迈向未来的步伐如同红军一样坚定无畏?
长征胜利属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长征精神属于整个世界!点击图片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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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梅智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