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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呼吁搞农会的人，有的是认为村级选举有问题，所以需要农会来体现农民的民主权利。但问题在于:村组织如果真是农民选的，就不需要农会了吗？同样逻辑:如果一个政府是民选政府，是不是就可以取消工会、商会乃至类似民间组织？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就一句话:“有了民主政府还要不要公民社会？”

　　现在关于村委会到底是政权组织还是村民自治组织，这是有争论的。但这争论的意义并不大，在真正的宪政体制中，只要实行地方自治或者社区自治，基层政府就是自治组织，没有两者只能居其一之说。但这种自治组织是一种特殊组织，即公权力组织。这就决定了:第一，它不可能是多元化的。第二，民主政府仍然是一个地域性组织，从理论上讲它要代表所在地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可能只代表其中某个群体的特殊利益。后者比如工人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工商业者的利益等，仍然需要各自的成员组织来分别代表。

　　所以民主政府和公民组织两者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我认为，实际上公民社会是民主政府的基础。民主政府主要是体现公权力，公民社会主要是体现公民权利尤其是结社权利。如果没有这种权利，老百姓就没办法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权力面前每个人都原子化了，原子化的个人不可能制衡权力。这就会出现通常所说的“无自由的伪民主”，以所谓多数决定的方式否定己域的公民自由，这就成了“多数暴政”了。

　　近年来不少人讲“多数暴政”，但他们往往把所谓多数暴政与“直接民主”联系起来。这是不对的。直接民主通常不可行，但它与“暴政”并无必然联系。“多数暴政”与民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无关。所谓多数暴政，就是“多数”产生(无论直接间接)的公权力越界(侵犯“群己权界”)剥夺公民自由。

　　其实农会问题主要不是一个民主问题，而是一个结社自由问题，因为农会不是政权组织。假定只有10％的农民要求建立农会，你也不能以他们是“少数”为理由来禁止。反过来，假定90％的农民都加入了农会，农会也不可能以“多数决定”为理由去对少数行使权力。

　　(10月20日南方周末作者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