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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中路附近一家“背篼”餐馆里，“背篼”杨廷先正津津有味地看电视。这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看着电视剧，觉得好玩就大声笑上几声，不用像白天那样那么劳累。
杨廷先的老家在惠水摆金，至今，家里仍欠着2000多元高利贷，儿子读书需要钱，买化肥更需要钱，但9月份他忙活了一个月，却只挣到300元，除去250元生活费，只拿回家50元，这让他觉得很难过。“得趁着年轻多挣点钱，年纪大了就背不动东西，当不了‘背篼’了。”杨廷先也想过到沿海一带打工，但小学没毕业的他，出去也没多大机会，只得认准“背篼”这个行当了。
记者调查发现，贵阳街头的“背篼”多为青壮年，由于文化程度低，不得不靠卖苦力为生。
在接受记者调查的100名“背篼”中，年龄段在20岁以下的占16%，20岁至40岁的占66%，40岁以上的占18%，其中16%的“背篼”为文盲，46%的人念过小学，30%的人念过初中，只有8%的人念过高中。
记者调查还发现，多数“背篼”收入低且经济负担重，物质生活匮乏。在接受记者调查的“背篼”中，每天平均收入在20元以下的占58%，每天平均消费在10元以内的占64%，82%的人租住在城乡接合部的民房里，8%的人露宿街头，10%的人选择住旅社，42%的人挣钱是为了供孩子读书，44%的人是为了补贴家用，只有14%的人是供个人开销。
记者调查发现，“背篼”的精神生活非常单调，聊天、打牌和喝酒是他们业余时间主要的消遣方式，比例高达64%，很多人买不起电视这样的“奢侈品”。但高达58%的人被问及对未来有何打算时，表示“不知道”。
也想和城里人交朋友
尽管已事隔一年，但至今提起来25岁的“背篼”李富仍觉得窝火。
去年，在市西路附近揽活时，两个老板模样的人把他拉住，说是要买一批货，但手头的货款尚差20元，问他借钱并承诺让他背货。李富二话没说就把20元给了他们，但在路口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仍不见两人的踪影。此时，李富才意识到“被骗了”，却只能自认倒霉。
李富说，有些城里人很坏，平时，除了“工作需要”，他基本上没和城里人接触过，也不愿意。
与李富相反，“背篼”李明坤却有不少城里朋友，平时，经常有人打电话到他住的旅社里找他背东西。每天出门揽活，他总穿得干干净净的，很懂礼貌也特别能吃苦耐劳，因此深得雇主的喜欢。
一次，在新路口揽活时，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一不小心摔倒在地，不能走路，李明坤连忙把老人背回家。后来，老人的亲人把他留在家里吃饭，还拿钱要酬谢他，被他谢绝了。
记者调查发现，像李明坤这样的“背篼”毕竟是少数，由于文化程度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很多“背篼”不愿意主动与城里人交流，他们羡慕城里人的生活，但很少结交城里朋友，在接受记者调查的100名“背篼”中，20%的人对城里人感到讨厌，30%的人认为城里人很好，50%的人对城里人印象一般。他们中，32%的人表示想和城里人交往，40%的人表示想和城里人交往但没有机会，只有28%的人表示不愿意和城里人交往。
采访后记
一直以来，忘不了遵义乡下那个“背篼”父亲。憨憨的笑容，黝黑的脸庞，瘦小的身板。走在大街上，这样的“背篼”随处可见。但就是那个中年汉子，靠自己的双肩把两个儿子分别“背”进了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
底层人物身上所蕴涵的坚韧和责任感常常震撼着我。他们肩上那一个个不起眼的背篓，很有可能就是一家老小生活的依靠，也有可能承载着子女沉重的求学梦，尽管他们长年在城市里打拼，吃尽苦头，受尽委屈，但他们无悔无怨。这就是“背篼”，一个值得我们敬重的群体。
去年，为了体验“背篼”生活，我曾买了个背篓上街揽活，一天下来，累得浑身酸疼，却只挣了4块钱。“背篼”的艰辛，外人恐怕难以体会到。
辍过学，打过工，来自农村的我从干记者的那一刻起，就从未停止过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因此，当我得知在大冷天里还有很多“背篼”露宿街头的时候，就有一种想和他们露宿一宿的冲动。
但是，采访并不像我先前想像的那么顺利。
刚开始，很多“背篼”对我的采访并不配合，无奈之下，从不抽烟的我跑到商店买来一包磨砂黄果树，学着和他们“吞云吐雾”，话闸就这样打开了。
但在随后采访女“背篼”时，我备受她们的奚落，呵呵，很能理解，一个陌生男子突然闯入，并主动和她们搭讪，难免被人怀疑“居心叵测”。我说我是记者，她们说不信，我说要不付费采访，她们说不干。第一天，我狼狈离开，但因为不死心，第二天我又去了。或许是被我的诚意所打动，这次采访异常顺利，几个女“背篼”都向我敞开了心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概不例外。
稿子第一天见报后，一个素未谋面的校友给我发来短信：今天看了你的报道，真的使人感动。也有男性读者直接把电话打进本报热线，说看完报道“泪流满面”，此外，还有民间义工组织为露宿街头的“背篼”募捐了数百件冬衣。我想，如果能因为我的报道，引起更多的人关注“背篼”这一群体，给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关爱，那将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一件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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