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团长董振堂

　　董振堂，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参加过北伐战争。1931年12月14日率国民党第26路军1 .7万余官兵举行宁都起义，参加红军，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他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后任军团长，曾先后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他率部参加长征，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战功。红5军团因此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1936年10月，他率部渡黄河西征。1937年1月12日在甘肃高台县城与近十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战至最后一人一弹，于20日壮烈牺牲。噩耗传到延安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毛泽东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因为工作关系，通讯大队的官兵与董振堂接触比较多。在韩国栋的印象里，他们的军团长是一个如兄长一般的好领导，平易近人，毫无官架子，体贴和关心属下干部战士的疾苦。长征途中，韩国栋经常看到，军团长把自己的坐骑让给重伤员和病号骑用，自己则跟大家一起，步行前进。

　　1935年初，红5军团第二次回师遵义城。为了争取时间，部队必须急行军以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在离遵义300 多公里的一个山沟里，部队宿营休息。通讯大队的干部战士安排好后便分头去找树枝、木材，准备烧水洗脸、洗脚。经过一天的急行军，所有的人都很疲劳，很多人刚围着篝火坐下，就打起了瞌睡。

　　当盆里的水烧开的时候，韩国栋站起身来，想再去找些树枝，一不留神将脸盆碰倒，开水浇在了火堆边取暖的王兴华脚上。大家手忙脚乱地为王兴华脱鞋脱袜，但他的脚已经又红又肿。韩国栋急得要命：王兴华是通讯大队器材设备的维修技师，如果他第二天无法行军，可怎么得了。这时，军团长董振堂接到报告，亲自赶过来查看，并作了指示：“通讯大队要想办法，一是要保证王兴华同志跟上大部队，二是要尽快治好他脚上的烫伤。”

　　通讯大队三个排，每个排一天一替换地抬着王兴华行军。开始几天，董振堂常会派人来查看。后来，干脆命警卫员把自己的坐骑牵到通讯大队，让王兴华骑。等到了遵义，王兴华的烫伤已经基本好了。

　　这件事给韩国栋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几十年后他还能清楚地记得其中的许多细节。他记得，事情发生后，军团长并没有批评他，反而在他自责、难受的时候安慰他：“都是自己的同志，你又不是故意的。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935年夏，红5军从川西一个汉藏民族混居的小镇懋功出发，准备过草地。一路上翻山过河，艰险万分。一天，阴云布满天空，顷刻风雨大作，人连眼睛都难以睁开。夜晚，伸手不见五指，而雨后的山路更是泥泞难行。子夜时分，队伍前面传话过来，说只要再翻过一座山就到察尔寺了，到察尔寺就可以休息了。可是，那座山实在是太难走了。山路的右侧是一条大河，河水急速流淌的轰鸣声清晰可闻。山路越来越难走，很多地方大家必须手脚并用地慢慢爬行，稍不小心就会滑下山坡— —有些战士就失脚滑下山，被湍急的河水冲走。

　　韩国栋也是失脚滑下山的一个，但万幸的是，河边的一块巨石挡住了他。那时，浑身疼痛的他什么也看不见，更不辨东南西北，只能听见河水的轰鸣声。他定了定神，伸伸腿脚，发现自己还能动，便慢慢地往上爬。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爬到了大部队走过的山顶上。远远望去，前方有星星点点的火光，已经疲惫不堪的韩国栋似乎又生出了力气，开始踉踉跄跄地往前赶。当他赶到时，天已经快亮了。他看见了一条大河，河边有一堆篝火。篝火边，有一个人正在喊话：“同志们过河时要注意安全，要两个人或多个人手拉手一起过河，互相照应……”他定睛一看，喊话的人正是他们的军团长。那一刻，他无比激动，大声喊道：“军团长，我回来了！”……

　　1936年10月，董振堂率部渡黄河西征。西征前一个月，韩国栋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工作。1937年1月 20日，董振堂牺牲，闻听噩耗的韩国栋悲痛欲绝……

(责任编辑：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