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光涵——见证五星红旗的诞生
□郑奕钧
周恩来到大会秘书处找彭光涵
1949年9月21日下午7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
9月22日，人民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主席团提议，成立六个分组委员会。其中一个是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由参加大会的四十五个单位派代表参加，共55人。召集人马叙伦，秘书彭光涵。政协筹备会的第六小组继续保留并承担原工作任务，直接受大会主席团领导。
9月23日上午，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组讨论国旗方案。代表们手拿一份马叙伦、沈雁冰写的《关于拟制国旗、国歌、国徽方案的报告》和《国旗参考资料》，以及第六小组推荐的国旗图案《复字1号》和《复字4号》的说明。各小组讨论十分热烈，也有很多争论，最后要求每人对赞成哪一个国旗图案表示意见（不是正式投票）。
从统计情况看，许多人接受了第六小组推荐的《复字1号》，达185票，但没有超过代表总人数628人的1/3，如要获得大会通过是很困难的。同时引起注意的是反对《复字1号》的态度异常激烈，人数也不少。他们认为，国旗中间有一条象征江河的线容易产生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的误解，因为当时江南尚有部分地区没有解放，蒋介石仍在玩弄划江谋和、划江而治的阴谋。这部分代表不仅在会上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有的人还直接找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反映。
彭光涵知道，张治中（原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团长）同毛主席有一段关于国旗的对话。张问毛主席赞同哪个国旗图案。毛回答：“我还没有最后认定哪幅图案。”张说：“恕我直言，我反对用一条杠代表黄河图案。红底代表国家和革命，中间有一条杠，这不变成分裂国家、分裂革命吗？同时，以一条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像孙猴子的千钧棒。”毛主席哈哈大笑说：“噢，这倒是个问题，我约大家来研究一下，一定要选一幅大家都满意的。”
部分代表强烈反对《复字1号》的意见，给第六小组成员以很大的震动和压力。的确，他们在挑选和推荐国旗图案时并没有考虑当前的时局，这是一个很大的疏忽。政协大会决定9月30日闭幕，而国旗图案至今（23日）仍没有定案，第六小组成员都很焦急，在当晚的会议上，副组长沈雁冰对彭光涵说：“你是秘书，又住中南海，可以见到毛主席、周恩来副主任，你尽快向他们汇报目前的困难情况，请他们指示如何办。”
彭光涵晚上8点回到中南海，马上同周恩来的秘书联系，要求向周汇报。意想不到的是周的秘书还未回话，周恩来已来到大会秘书处找彭光涵。当时，副秘书长齐燕铭也在办公室。
周恩来问：四颗星的含义怎样说明好呢？
周恩来对彭说：“讨论国旗图案你从头到尾都在场，你给我说说第六小组推荐的38幅图案和今天各小组的讨论情况。”
彭光涵把《国旗参考资料》放在周恩来的面前，从头一幅一幅地介绍。当翻到《复字1号》时，彭说：“这是第六小组推荐的，赞成的人数最多，达185人，但仍没有超过参加讨论总人数628位委员的1/3，第六小组推荐的理由是旗面庄严、简洁、易制、含义好，一条黄线象征黄河，它是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发源地，符合征稿（甲）项要有中国特征的要求，有地理特征。但反对《1号》的人不少，而且态度激烈，说‘这面旗以江河为界，中了蒋介石守江或划江而治的阴谋，把问题提得很重，表示绝不接受，有人说要向毛主席和您反映。’”
周恩来点头说：“是的，已经有人向毛主席反映了，我也听到这种意见。你认为《复字1号》会在大会上通过吗？”
彭想了想回答：“2号、3号的图案同1号近似，赞成2、3号的转投1号的比较容易，1号获得大会通过有可能，但反对1号的人心里不顺，即使1号被通过了，以后的意见仍然会很多。”
周恩来又问：“你接触过很多图案，也听了很多反映，除了1、2、3、4号图案外，还有哪些图案有比较多的人喜欢，容易获大家一致同意。”
彭光涵翻到《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并拿出投稿人曾联松的原稿对周说：“这幅图是在截稿前三两天才收到的。当时马叙伦、田汉、郭沫若等人认为这个图案有新意，美丽大方、简洁，但在五星内有镰锤不好，建议删去后可作为复选稿，印出来的图案是我根据小组意见重新画的图案。对四个小星的说明词是：‘代表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第六小组认为这个说明不符合中国国情。上午各小组讨论时，不少人对《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很欣赏，说旗面庄严美丽、制作简便、有中国新政权的特征，表示共产党领导下的四大阶级大团结。在我参加的小组会上，胡厥文委员也表示了这个观点，赞成用这面旗。
“但是，有个别代表认为《复字32号》虽然好看、独特，不雷同其他国家的旗，代表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的政治体制，但改过后的说明词还不好，怎能写代表四个阶级联盟呢，中国将来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不能在国旗上留它一颗星。
“我认为如果《复字32号》的旗面能为大家接受，又没有像对《复字1号》那样激烈反对，如能对四颗星的含义作更准确的解释，我想这面红地五星旗有可能被大家接受。”
周恩来点了点头，又问彭：“四颗星的含义怎样说明好呢？你说说。”
彭说：“您昨天的报告中有一段话是最好的说明。您说‘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这样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共产党领导下革命人民的一部分，在国旗中有它的位置是对的。至于如何准确说明，最好由小组的同志去拟定。”
亲历天安门上升上第一面五星红旗
周恩来听后很满意，拍着彭的肩膀说：“好，你按《复字32号》图案画一张大一点的图样，还要做一面大旗，用绸料做，明天下午交给我。”
彭光涵接受任务后立即四处寻找画笔、颜料、纸张，等一切备齐时已是后半夜了，他自己动手，画一幅比《国旗参考资料》开本大一倍的图案，涂上颜色，用了近两个小时。他对着这面自画的红地五星旗，左看右看，远看近看，挺满意。此时，窗外微微发白，雀鸟开始吱喳欢叫，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把画好的红五星旗交给周恩来的秘书，并告诉他，这是周恩来要的，千万别忘了交给他。
彭光涵通宵工作之后，此时却毫无倦意。他跑到食堂吃了一碗棒子面粥和两个窝窝头，抹了抹嘴就骑上自行车，直奔前门。他要抢时间一定在当天下午把红地五星旗缝制出来。
在前门大栅栏，彭光涵找到了一间制旗社，对站在柜台后的师傅说要做一面大的红地黄五星旗，把《复字32号》国旗图案给他看，强调这面旗很可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师傅听后十分兴奋，马上把老板请出来洽谈。到下午3时，一面大旗做好了。
25日晚7点，彭光涵提前到达丰泽园会议厅，在秘书席等候。约8点半，毛泽东、周恩来领头进入会议厅，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陆续跟进就座。
这是由毛主席召开的协商座谈会。会上，客人就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问题发表意见。
关于国旗，毛主席首先发言，他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有中国特点，因此画一条横线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
说到这里，毛主席拿起一面红地五星旗（彭光涵画的那一张）向大家展示说：“很多人都说《复字32号》这面旗图案好，我看也是比较好的。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革命和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陈嘉庚第一个站起来说：“我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用《复字32号》的红地五星旗为国旗，它体现了共产党的领导和工农为基础。”接着，梁思成说：“我觉得《复字32号》图案很好，多颗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同时国旗与军旗不是相差很大。”继后，在座的人都表示赞同32号图案为国旗，但有一位提出要改一改《复字32号》的说明，他说：“用大星、小星的提法不好，因为上海有一种习惯，大星是大老婆，小星是小老婆，所以称大星、小星不雅。”这几句话引起哄堂大笑。毛主席也笑着说：“那就不提大星、小星，只提五颗星的关系。我看就提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
随后又讨论通过了国徽、国歌等其他方案。
1949年10月1日，风和日丽，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下午3点，毛主席在城楼上按动电钮，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随着庄严、雄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和隆隆的礼炮声冉冉升起。彭光涵同中央机关干部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前东侧靠中路的观礼台上观礼。身临此景，他心中万分激动，热血沸腾。
■资料链接
彭光涵，1918年出生，1927年随家逃难到马来西亚，1935年参加马共，组织华侨募捐支持抗战。1940年回国，在太行山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到延安、张家口、大连、哈尔滨等地工作。1949年到北京参加新政协筹建新中国的工作，在任新政协第六小组秘书工作的过程中，参与了设计国旗、国歌、国徽的工作。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吴昭1923年出生于北京，1938年到太行山参加八路军抗日，此前她是北京女一中的学生。抗战胜利后，在延安与彭光涵结婚，并在一起工作。据吴昭当年的同事说，她当年在进出机关的时候，经常唱着歌。
1958年，吴昭被打成了右派，彭光涵被打成右倾分子，双双被下放海南岛劳动改造。1961年他们被调回北京降级工作。
1983年，吴昭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的时候，她已经得了脑血栓，半身瘫痪，失语。她在床上躺着，流着眼泪，唱起了没有词的国际歌。 (责任编辑：宛振宏)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