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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与毛泽东合影
长征的胜利，是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与恶劣的外界环境相抗争取得的，更是与红军内部的
分裂势力作斗争取得的。与张国焘分裂势力的斗争是红军长征中的一次重要事件。
1948年底，蒋氏政权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
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
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却似乎将他遗忘了。
不久，他住地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改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潦倒的张国焘深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于迁移台湾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了。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香港。
1949年冬，张国焘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
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
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天上街买菜时，不幸跌倒，摔断了臀盘骨，成了跛子，行动很不便。接连的打击，使张国焘处境极为困窘，经济与精神上的压力，令他一下子老了许多。
在香港，张国焘为了自己的安全，采取了“超然”的政治态度，与国、共两党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专与中间派人士来往。张国焘与同在港的原国民党桂系要人程思远来往密切，似乎对自己的过去有所省悟。
1951年，青年党领导人谢澄平与程思远几经交换意见，决定组织一个定期座谈会。不久，原国民党要人张发奎、顾孟余邀张国焘出任新创办的反蒋刊物《中国之声》的社长，张国焘也发表过反蒋的文章。1952年10月10日，由张发奎、顾孟余积极筹备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正式宣告成立。但好景不长，“战盟”成立不久即发生分裂，张国焘的《中国之声》社长一职也被张发奎派其亲信林伯雅接收。眼看积蓄日渐减少，张国焘夫妇很是焦虑。
流露出回祖国大陆的意愿
张国焘的生活穷困潦倒，他逐渐萌生回归大陆的念头，并托人带信给毛泽东主席，表达自己回大陆的意愿，希望能尽绵薄之力，鞠躬尽瘁……
1953年春的一天，当时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新闻工作的金尧如接到一个姓陈的打来的电话。陈先生在香港出版界工作，据说是陈独秀的儿子。
在双方约见时，陈先生慎重而认真地说：“张国焘伯伯最近几次同我谈起，说他看到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祖国大陆，心里也很振奋。他现在闲居在香港，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建设工作。我告诉他，我认识新华社的金先生，他很高兴，要我请教请教你，有没有可能回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他的愿望。”
金尧如回到分社后，向社长黄作梅如实汇报。黄作梅同意向北京反映。张国焘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是开口的，以示转信人也可启看。取出信来一看，抬头写的是“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
信写得不长，大意是：在你们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
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当即电约陈先生，如实转告刘少奇的话。第二天，陈先生打电话给金尧如说：“张伯伯这几天身体不太好，他说这件事且搁一搁，慢慢再说吧。他要我谢谢你们。”穷困潦倒四处乞求救济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为生计发愁的张国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让他高兴不已的事。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美方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性格、爱好、交往，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以至未来的内外政策。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无法了解的情况。
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负责人，先后20多次拜访张国焘，希望了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要人的情况。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尽己所知以满足他们。这样，张国焘从美国人那里也讨到了一些报酬，使自己经济窘迫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又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1958年，中国大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香港的张国焘再次受到鼓舞，又萌发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打算。
当年10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愿为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此要求作为内部情况简报，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毛泽东后，毛泽东在上面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但从事情发展的结果看，张国焘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1961年前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写回忆录。从此，他积极投入回忆录的写作之中。在花费了4年时间后，终于写成了《我的回忆》共三册，约100万字。在这4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给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所得到的却是他用心血写成的著作的英文版权。这样，实际上等到张国焘交稿时，全部费用已经所剩无几。直到香港《明报》月刊取得该书的中文版权后，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
贫病交加冻死在异国他乡
1968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波及到了香港。这使张国焘甚为惊慌，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和妻子远走高飞，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加拿大，投奔大儿子海威。张海威此时正在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焘夫妇到达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到多伦多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加拿大法律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即可接受政府福利救济。这样他们每月领到的养老金足够生活，有时还可到中国餐馆小酌一顿。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还有残疾，无力照料张国焘。张国焘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老人病院地处多伦多郊区，因为是官办的慈善机构，所以条件很差。中风后张国焘行动不便，说话困难，发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么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
1979年11月26日，是张国焘的82岁生日。三个儿子将他从老人病院接到大儿子张海威的家中，天伦之乐使张国焘的心情好转起来，不愿再回到严寒难忍的老人病院。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里？三个儿子都是勉强度日，再养活张国焘就更拮据，张国焘只能再回到他不愿去住的老人病院，当张国焘离开家时，杨子烈为他准备了几床毛毯，以抵挡严寒的侵袭。
1979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只能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身体已虚弱不堪的张国焘受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他想再看一眼亲人时，身边却空无一人。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杨子烈抚着丈夫冰冷的尸体，悲恸欲绝。
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墓中。（来源：扬子晚报作者/王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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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简历
张国焘 18971979字桤荫，又名特立。江西省吉水县人，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并致力于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参与创建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1921年7月，作为北京共产党小组代表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局委员，分管组织。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1922年7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组织部长。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5月下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不久获释出狱。此后，历任中共中央工农部主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等职。是中共四大、五大、六大中央委员，五大政治局常委，六大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在历史上多次犯严重错误，曾阻挠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在鄂豫皖根据地任职期间，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长征期间，反对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妄图用武力挟持中央，分裂红军，并自立“中央”，退却逃跑，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批判张国焘的错误，并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但他拒不悔改，于1938年4月初借祭黄帝陵之机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当了国民党特务。4月18日，中共中央将其开除党籍。1949年后，流落海外。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伦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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