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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飞夺泸定桥》
刘国枢作理想篇
信念是灯塔
长征期间，担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年仅17岁的红军小战士郑金煜，在过草地时患重病无法前行了。临牺牲前，他对团政委杨成武说：“政委，我不行了。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但我看不到那一天了。希望革命胜利后，告诉我家人，我是为革命的胜利而牺牲的。”
中央声音不能断
人物小记：
彭富九，88岁。1932年12月中旬，入湘赣省军区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1935年11月19日，随红二、六军团长征，任红六军团电台队长。
我这一生最钟爱的东西，是一个老式发报电键。我至今还能用手指在发报机上弹奏莫尔斯电码。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当时，我是红六军团电台队长。贺老总特别重视电台，派了最好的司务长给我们做饭。然而，就在这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前后，这台质量特别好的电台突然和中央失去了联系。有七八封急电须发给中央，但就是联系不上。我当时急得团团转。我不停地发报，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中央的电台却回复我们情况紧急，不能接收电报。
无奈之下，我跑去找贺龙。一向爱开玩笑的贺龙眉头一紧，严肃地说：“小鬼啊，与中央失去联系是要杀头的啊。”
贺龙曾多次对电台的人说：“我宁愿丢掉一个团，也不能丢了电台。”我带着巨大的压力回到岗位上，和战友们昼夜值守电台，一直呼叫了六七天，中央电台终于有了反应。我激动地马上用明码连续不断地联络：“我是26分队，我是26分队。”当时，红二、六军团的电台代号是26分队。
我生怕中央不理我，都没用密码，直接用了明码。
中央的电台终于回复了，我兴奋得不得了，一口气把积压的8封电报全发了出去。同时中央也发来电报，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最新情况，并对红二、六军团作出了新的指示和部署。
我的表现让贺龙喜上眉梢。他大笑着对住在楼上的李达喊：“参谋长，马上给彭富九做件大衣奖励他。”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日本铁壳怀表，塞到我的手上说：“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1936年3月30日，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电令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北上甘孜与之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加强了要求北上的力量，使张国焘最终放弃了继续南下的念头。
举家长征跟党走
人物小记：
李中权，91岁。土地革命时期，任川东游击军大队中队长，大队政委，中共绥定道委宣传部长，中共天全县委书记，金川独立第二师政委，参加了长征。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我是四川达县人，1932年参加了川东红军。1933年，18岁的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和红军极力歪曲，老百姓对红军有误解，我每次回家总是把革命道理讲给家人听，告诉他们：“共产党是穷人的党，要坚定信念跟着红军走。”我的话使全家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33年底，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围攻川陕苏区，残酷杀害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因此在红军主力主动撤退之后，我一家人全都参加了红军，跟着红军开始了征程。一路上我们为红军带路、送信、筹粮、做饭、洗衣、照顾伤员，誓言：“宁死要跟红军走，决不回家受敌辱。”
1934年3月，父亲李惠荣在长征前的战斗中为了掩护红军通讯员，牺牲在大巴山麓的通江河谷，就在通江河南的哨口梁被草草埋葬。我从大个子通讯员手里接过父亲用来杀敌的砍刀，连夜跑步赶去寻找父亲的尸骨。在江边的乱草坟中，找到了那个画着红五星的坟，那是母亲亲手画出的五星。我在父亲坟头痛哭，告诉父亲：“儿子会继续革命，请父亲放心。”
我大哥李中泮任红三十三军赤卫团政委，1934年4月初的一天被杀害。随后二哥李中池也牺牲在长征中的战斗中，五妹李中珍饿死在草地中。
全家9人参加红军，8人进行长征，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一家仅剩4人。
女扮男装当红军
人物小记：
唐树林，88岁。长征开始后，被编入妇女独立团参加战斗。尽管“枪比人还高一截”，她枪法却很准。她说：“男同志能做的，女的也能！”。
我9岁就当了童养媳。早年丧夫的母亲带着4个孩子乞讨时，把我卖给了一家地主，换来一升玉米面。14岁那年，我从地主家逃了出来。听说通江城里来了红军，我把齐腰的长辫子一剪，一根草绳往衣服上一扎，就上了街。
我以为红军不要女的，自己女扮男装的动机很简单。
“我可不可以参军？”我钻进人群，问一位红军宣传员。宣传员上下打量这个瘦得皮包骨的“小男孩”：“你走不动！”
“你们走多远我走多远，你们背多少东西我背多少！”我很是坚决。
宣传员把我带到了连队。捧着满满一碗白米饭，我边吃边掉眼泪：“当红军才能吃饱饭，才像个人样啊！”不到一个月，战友们发现这个“皮肤挺细”的小同志跟他们似乎不太一样：不爱说话，“一开腔就脸红”，上厕所也老不跟男的在一起，总是“偷偷摸摸地去”。一天，一个大姐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实话，你是女的吧？”看着这位英姿飒爽的女红军，我点点头。于是，我被调到了后方总医院当护士。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失利，不得不向西转移到康北地区。党岭山位于青藏高原，海拔5000多米，是红军长征中翻越的最大的雪山。指导员边走边喊：“同志们！困难最怕勇敢的人，红军战士个个都是勇敢的人！”爬了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了，我想脱下身上的棉袄，被指导员制止了：“待会儿有你冷的时候！”
爬着爬着，我的眼睛被白雪照花了，感到“眼前的雪山在抖动”，拄着枪站稳了，“拍拍脑袋”，看看是自己的脑袋在抖，还是山在动。有人说，用雪洗洗眼睛就清楚了。我抓上一把雪就往脸上擦，“真的，马上就清亮多了，山也不抖了！”
整整4天，部队终于爬上了党岭山的顶峰。一览众山小，看见南面不久前走过的夹金山“像个小矮子”，大家一阵欢呼。
奋斗篇
艰苦踩脚下
“打断骨头还有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
1936年夏天，法国传教士薄复礼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曾经与之共处18个月的中国红军：“他们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天天不分昼夜地行走……但这些身着破衣、草鞋的年轻战士还常常围绕着人的精神等哲学命题讨论……”
我把朱德的皮带吃了
人物小记：
赵德仁：86岁。1935年参加工农红军，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先后担任徐向前、朱德警卫员。
1935年，我参加了红军。参军不久，就被调到徐向前身边当警卫员。
在嘉陵江畔，红四方面军长征渡江前，我跟随徐向前勘查地形、选择渡口，“走了很多山路”。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个叫两河口的小镇上召开了扩大会议。我所在的警卫连，负责外围警戒。
过雪山时，我得了痢疾，泻得无力走路。风一吹，鸡蛋大的石头往下打，我顾不了那么多，在路边坐了下来。指导员上来就重重地打了我两巴掌：“赵德仁，你不要命了！”草地行军，我成了朱德的警卫员。我们13名警卫员，走出草地后只剩下3个！那个时候只知道饿！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半袋牛肉干，过草地时却不见了，我急得哭了。朱德走了过来：“小鬼，哭啥子？”弄清情况后，朱德说：“莫哭莫哭，都是自己人吃了。今后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把你带出草地了。”一天清晨醒来，朱德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腰带，问我：“小鬼，我的腰带呢？”
我不敢开腔，只是低着头。朱德的牛皮腰带，头天晚上被我偷来跟几个警卫员一起吃掉了。朱德很快知道了真相。他没说话，只是从地上拣起一条草绳，往腰上一系，准备出发。我赶紧把马牵了过去，朱德一摆手，“不骑了”。我以为朱德为腰带的事生气了，吓得直哆嗦。朱德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拍拍我的肩说：“给后面的伤病员骑吧。”
以后的草地行军，朱总司令再也没骑过马。没过多久，他就把他那匹跛马杀了，几十人吃了7天。
我看到吴焕先牺牲了
人物小记：
李天忠，92岁。红二十五军军部警卫排战士，先后给军长程子华、军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3位军领导当过勤务兵和传令兵。
红二十五军是4支长征队伍中人数最少的。军长程子华当时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年岁稍大，也不过34岁。各团、营、连的领导，也都是些20岁上下的毛头小伙子。首长和战士一样，有福同享，有苦同受。
我喂养的一头大黑骡子非常厉害：可以驮两大袋粮食再骑上一个人。在陕南大山一段右边是峭壁左边是深渊的山路，很多牲口滚下山去，徐海东的枣红色小川马也掉下去了。我的大黑骡轻快灵活地走了过去。我清晰地记得，吴焕先牺牲的前一天，大黑骡被敌人打死了，吴政委很痛心地对徐副军长说感觉很不好，好像要出事。
吴政委是全军上下都爱戴的一个人，他经常拿着大刀冲在最前面，没有人不佩服他。1935年8月21日，部队过河时洪水突涨，军部机关直属队和后卫部队被阻，虽然最后打退了敌人进攻，政委吴焕先却不幸中弹牺牲。
吴政委牺牲的消息传开，全军上下全哭了。过河后，我们用棺材装殓了吴政委遗体并埋葬在大河滩上，继续向陕北进发。
吴焕先牺牲时，军长程子华在长征中双手贯通伤（双手拿望远镜观察敌情时被飞来子弹贯穿）尚未痊愈。不久，徐海东在一次战斗中从马上摔下也负伤了。他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一直到陕北。
我们和徐副军长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炕。小鬼们晚上甚至枕在首长大腿上睡觉。沿陕甘边界行军时，部队的粮食吃完了，有的同志走着走着就昏倒在地。干部便把自己的马杀掉，给大伙儿充饥。
团结篇
友爱传佳话
官兵一致同甘苦，高歌北进并肩行。长征期间，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
过草地时，红军战士谢益先把自己仅有的一袋粮食送给了饥饿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母子三人。母子三人得救了，谢益先却因饥饿长眠在草地上……
军长背我过雪山
人物小记：
孟克，86岁。四川省南江县人，1932年12月参加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31师219团的一名宣传员。1934年底，任红四军军部卫生院卫生员，之后随四方面军长征。
1934年底，战斗非常激烈，伤病员增多，部队急需卫生员，我被红四军军长王宏坤调到军部卫生院当卫生员，一直到长征结束。
军长王宏坤的伤，一般都是我为他包扎。他很坚强，负再重的伤，都一声不吭。
长征过夹金山时，我发着高烧。一位干部准备把我留在当地百姓家中。军长王宏坤正好来看我，说：“不行，这个小鬼必须带走！”于是，王宏坤指定军部一位身体较好的同志背着我爬夹金山，并随他一块行军。
在上雪山的后半段，风雪太大，背我的那位同志体力透支。军长看见后，就把我背在自己背上。
王军长的肩膀很宽，很温暖。后来我就有个嗜好，喜欢看别人的背。
过草地后期，我参加了收容队。掉队的战士绝大部分都是走不动的，基本上都要抬。有的人宁死也不坐担架，说，“你们抬着我，大家都得死，你们还是自己走吧。”
我记得有一个人，5天5夜没吃东西了，他坚决不让人抬他走，我就把身边仅有的一点青稞给他，他也不要，说，再吃也没有用，你留着吧，过了草地不要忘了为我多吃一口。到松潘后，粮食多一点，我吃着吃着就哭了。
12个铜板买个梨
人物小记：
谢飞，93岁。海南文昌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曾任北方局秘书，中共鄂豫皖区委委员，华东妇联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34年10月，我和另外30个女同志一起，被批准参加长征。
刚出发几天，我这不争气的脚老闹别扭。但是我从不泄气，咬着牙与战友们互相鼓励着走。当时这支娘子军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因为当时对待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办法是每人给八块钱，留在老百姓家里。
当时我的身份是“工作队员”、“政治战士”，工作是“走前走后”。这一“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一二十里路，一年下来多走的路就相当可观了。此外，还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因此，后来有人说我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长征的人”。
部队走到云南，吴富莲同志发高烧。我赶紧和几个女战友到一个老乡家里找水，走进老乡家，看见屋里放着一筐新鲜熟透的梨子，大家喜出望外，七嘴八舌的议论着，口水直往肚子里咽。但没有一个人去拿。这时候，病中的吴富莲声音微弱地说：“给我买一个梨子吧”。于是大家都不知所措了。因为老乡不在，没法讲价钱。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出高价买，并且让我写了一封信：老乡：我们红军长征路过此地，有一位同志病了，想吃个梨子。你不在，我们拿了一个梨，留下12个铜板。对不起！
当时，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个梨。
彭富九
李中权
唐树林
赵德仁
李天忠
孟 克
谢 飞
本版文字由白瑞雪、黎云、孙彦新、廖毅文、梅世雄、朱瑶、吴炳昕、宋冰等采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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