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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10日，当时57岁的《时代》周刊资深记者迈克尔·威斯科普夫在巴格达采访时遭遇手榴弹袭击，失去了右手。近日，威斯克普夫在新书《血肉弟兄》中描述了他失去右手后的真实心情。
兴奋
这次采访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它给了我制造伟大报道的机会。
为了策划美国士兵作为《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报道，我和同事一起进入伊拉克进行实地采访。这次采访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它给了我逃离华盛顿枯燥工作环境的机会，也给了我体验异国特殊环境并制造一次伟大报道的机会。
我们坐在美军设备先进的巡逻车上，进入逊尼派聚居区阿拉哈米亚的集市地带。那里是一片没有树木的空旷广场。老人们在那里拖拽着沉重的脚步行走；小孩们在踢足球；蒙着黑色面纱的女人们在准备喂养她们的孩子们。
突然，我不经意地一瞥，有个椭圆形的特殊物体进入我的视线。它看起来既平滑又闪亮。与我同行的士兵和记者都没有注意到那个东西。来不及细想，我们的车已经经过那东西旁边了。 图：这是2003年12月10日威斯科普夫遭遇手榴弹袭击前用右手最后写下的草稿。
手榴弹！我没有时间考虑，当即将身体右倾出车子，捡起那东西准备往远处扔。可是太迟了，我感到我的手捡起的不是手榴弹而是火山熔岩。我的手掌仿佛就要熔化，手臂好似被电击一样。高举起右手，用尽全身力气一扔，下一秒，我已经失去知觉。
冰冷又坚硬，在巡逻车上醒来的感觉很难受。我尝试着要坐起来，可是用尽力气都坐不起来。我的右腿烧伤了，血一直在流。更可怕的是我的右手已经失去了感觉。
当我把视线移到我的右手时，我惊呆了。我的腕关节就像被砍了脑袋的鸡脖子，伤口凹凸不平，从伤口喷出的血迹触目惊心地闪闪发亮。伤口已经凝结，我脸上全是冷汗，心跳因紧张而加速但却又微弱。听觉与视觉又开始模糊了。此情此景并非我预期中的生命结束情景———这样死法既无意义又乏味；死去地点在冰冷的巡逻车上，还有，远离我爱的每一个人千里之外。
后悔
“你是一名英雄。”她说。可是我只觉得可怜、茫然、恐惧……
我被送到离出事地点不远的一个军队小医院，医生帮我做了手术。在那医院，我才知道当时一起在巡逻车上的伙伴们受了伤，但都还活着。
第二天，一个中年护士来到我的病床前。“你是一名英雄，”她说，“你失去了一只手，不过所有人都活了下来。”
英雄？可是我所能感受到的是除了英勇之外的其他感觉。撕裂、可怜、茫然、恐惧……我对于自己只剩一只手的现实感到非常忧虑：担心我日后还能否继续工作下去，担心我还能否养育好我的孩子们……我的儿子斯凯勒只有11岁，在我跟他一样大时，我的父亲———一名尽心尽职的报纸出版商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而我的小女儿奥利维亚8岁，跟我父亲去世时我的妹妹同龄。我简直不敢想象我会面临让家族悲剧几乎重演的一刻。
当然我更多地是自责与后悔。为什么我要上那该死的巡逻车？为什么我扔那手榴弹的动作就慢了那么一点？如果我没有拿起那颗手榴弹，就不会沦落到这个境地了吧？
“这是一个冲动的行为。”我对那名护士说。“如果我没有捡起那颗手榴弹，我现在就不会没了一只手。”
“那你会连命都没了的，”护士说，“这并不是冲动的行为。如果你没有捡起那颗手榴弹，你跟车上所有的人会连命都没了。这是求生的本能。”
谅解
作为一名父亲，我动摇了他的安全感，可是他的宽恕宣示了威斯科普夫家族三代男人共有的男子气概。
之后《时代》周刊的同事们与我的妹妹莱斯利·弗莱斯奇一起努力请求军方能够将我安置到华盛顿的陆军医学中心。
住进陆军医学中心五天后，医生们又截取了我3.3英寸的前肢。他们需要多一点皮肤去弥补我松弛的伤口。这些手术都是为了让日后我的假肢能够更灵活地运用。
一整个星期我都拒绝照镜子。“截肢”这个词让我感到恐惧。我对家人及朋友到医院的探望同样感到非常恐惧。他们会用什么样的眼神看我：怜悯、伤心？但事实上，我的这种恐惧感是多余的。
斯凯勒———我的儿子是第一个冲进来探望我的人。斯凯勒刚听说我受伤的消息时反应非常强烈。“他骗我！他骗我！”斯凯勒疯狂地大喊。“他答应我他一定不会受伤的！”我的前妻朱迪斯·凯兹告诉我，斯凯勒每天都哭。
奥利维亚和斯凯勒两人围着我的床，拥抱着我。斯凯勒在右手上绑着纱布，我从他这个动作中看到了他的谅解。作为一名父亲，我动摇了他的安全感，可是他的宽恕宣示了威斯科普夫家族三代男人共有的男子气概。
每个来探望我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开心———为我仍然能活着而感到开心。我的妹妹给我带来一份意外的礼物：那是1956年父亲送给她的一枚赌城赌币。我把这份父亲的遗物拿在手里，脑海里浮现的是他做出一个巨大的赌注的场景。他视事业重于一切，甚至重过他的家庭。可是在他死去时，他没有得到期望的成功，又伤害了自己的家庭。我几乎要重复他走过的错误道路。他在人生路上做了一次赌博，可是他赌输了。而我，则不能再重走这条错误的老路。
此前我对我的事业也是孤注一掷，换来的代价是失去我的一只手。
烦躁
断肢在心理上留给我的伤痕比肉体的伤痛要疼得多。
圣诞节后，我的断手伤口恢复了许多，紧接着是截肢手术的后遗症。我开始出现伴随着剧痛而产生的幻觉。有时我会感到我的手指运动到就快爆炸一般。有时会产生一些假肢断裂的错觉。事实上每个截肢病人都会有出现类似症状。虽然伤口已经痊愈，但是按照一些理论来说，大脑与四肢的神经相连着，当大脑向四肢发出信号而收不到回应时，它会持续向四肢继续发出信号，而持续的神经运动会令断肢的切口处受到一种貌似幻象的强烈痛楚。
而与我一起接受治疗的病人的情况与我大同小异。大部分接受治疗的都是年轻军人。我们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受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但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我们都是在与病魔做斗争的人。
治疗中心的惨叫声远远比欢笑声要多，疼痛让人尖叫，而莫名的气愤更让人难受。大家都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重金属摇滚音乐在广播里传出。到处都充斥着烦躁与紧张，一些轮椅上的伤者更是用轮椅上的金属疯狂敲击。有一名伤者甚至将他那昂贵的假肢狠狠地朝墙上摔去。
然而，断肢在心理上留给我们的伤痕比肉体的伤痛要疼得多。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与矛盾，气愤和挫败的感觉不停啃噬着我。失去了右手，对于我的职业生涯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作为一名记者，失去右手等于失去了我写作的工具。如果我无法继续成为一名记者的话，我还能做什么工作呢？当我想到自己的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被浪费时，我的抑郁到了最高点。
为什么我要去伊拉克冒险？我的银行存款已经足够让我和家人过快乐的生活，我也已经发表够多的出色文章了。但我还是感到空虚，我在寻找自我价值的定义：我的价值体现在我所做的事情上，而不是体现在于我是谁。去伊拉克是一场赌博，那时我脑海中只有我自己，只关心自己的前途，完全没想过这会给我的家庭和孩子们带来多大的伤害。
拯救
孩子们对我的爱充满了整个屋子，我的亲人们拯救了我。
最后是我的亲人拯救了我。我的妹妹帮我离开了巴格达并把我送回家。我的妹夫迈克尔·弗莱奇前来探望我并在我这里住了三天，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呆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了。我答应了我的孩子们从此以后我一定会远离战争。他们这样对我并非因为我所写的文章和我所完成的任务，而是因为我就是我。
2004年1月8日，我出院并回到我华盛顿的家里，又回复到跟我的孩子们快乐相处的时光。
斯凯勒和奥利维亚以他们的方式照顾着我。以前是我帮他们绑鞋带，现在则反之。以前他们受伤时我帮他们处理伤口，现在则是他们每天都在帮我处理我的伤口。他们对我的爱充满了整个屋子。在去伊拉克之前，我一直视一名父亲为一份付出多回报少的工作。但现在我完全改变了这种想法。斯凯勒会陪我下棋，奥利维亚还会帮我做饭———我们一起创造了一种新菜式，叫做单手意大利面。
华盛顿2004年1月底下了场大雪，我们父子三人一起去滑雪。我站在山谷底向上望去。太阳在他们的滑雪衣上照耀着，闪烁出一滴滴犹如星星一般的亮点。他们很快乐，大声欢呼着：“爸爸，看这里！”“爸爸！你看到我了吗？”听着这些犹如天籁的声音，我感到无比的温暖。我有多久没跟他们这样快乐地玩耍过了？
奖品
假肢上的铁钩已经成了我的一种标记。它非常实用，并且对人们直率地表露出它丑陋的一面。
一开始，我总想隐藏自己的残疾。就好像当年我开始秃顶时，我就干脆把头发都剃光一样。但我渐渐克服了这种心理障碍，我们没有必要去隐藏一些残缺。更何况，我是在战场上失去了我的右手，这没什么值得羞耻的。现在所有人都能看到我的残疾了。我整日配戴着带钩的假肢。这是我戴过的最舒服的一只假肢，它舒适又灵活。前端的爪子甚至可以夹起一枚硬币。假肢的前端可以更换不同的工具，以适应要去提取不同重量及大小的物品。不过它也有不足之处，当我配戴着它在街上行走时，人们望着我的眼神更多是恐惧而没有友好。一些小孩更是会被吓哭。尽管如此，我的朋友们仍然一如既往地接受我并支持我。女友里贝卡答应了我的求婚，她帮我选择了合适的衣服去搭配那只样子吓人的假肢。
大半年过去了，假肢上的铁钩已经成了我的一种标记。它非常实用，并且对人们直率地表露出它丑陋的一面。但实用与直率是我向来最为欣赏的美德。
过去，我为了荣誉，放弃了家庭与朋友，在伊拉克经受了我此生最大的痛苦；
失去我的右手后，我一度将所有注意力放在失去上，而忘却了我所得到的东西；
现在，我感觉自己在这场战斗中获得了胜利。奖品是我长期忽略的亲情，和我一直在寻找的自我。（本版撰文 黄子虹）图：里贝卡诞下威斯科普夫的小女儿玛丽。
图：威斯科普夫在《时代》周刊的办公室使用声控软件工作。
图：威斯科普夫和儿子斯凯勒、女儿奥利维亚。
图：威斯科普夫与女友里贝卡去年10月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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