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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本报此次“长征路上访名城”大型采访活动的，是一支由报社青年记者组成的年轻的采访队伍。在刚刚过去的1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分赴赣、黔、川、甘、宁、陕等省区，追寻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反映革命老区发生的巨大变化，用心灵感知长征的精神传奇。
这次报道行动对青年记者而言，既是一次难忘的采访实践，同时也是一次重要的精神洗礼和人生课程。今天我们将参加报道行动记者的采访感言编发在此，让读者和我们一起，分享青年记者感知的伟大长征精神。
——编者
从出发处出发：犹见当年烽火
行走在江西，一路好山水。从巍巍五百里井冈“红色摇蓝”，到“红色故都”瑞金，再到“长征第一渡”所在地于都，触目所及，一派富足静好。这里不愧是红军建立政权、休养生息并扩充壮大的一块宝地。
随着采访的深入，70多年前的历史痕迹悄然显现，“犹记当时烽火,九死一生如昨”。井冈山黄洋界哨口“扼一处而阻八方”，隆隆枪炮声如在耳畔。瑞金城内外处处都有红军遗迹和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旧址，墙上的枪孔历历可数；于都城虽然现在已经是一个颇具现代感的城市，但在保存完好的渡口畔，鲜花四季常开，红飘带迎风曳曳，对“长征第一渡”的追思不绝于缕。
更加触动我内心的，还有历史见证者们传递给我们的回忆。红军与当地百姓的经历，虽然随着分离而迥异，但两者在一种高度上是相融的、一体的，那就是对于信仰无怨无悔、承受牺牲的追求。
一位老红军一去家乡30年，回来时连到哪个坟头去哭父母都不知道，此为心中最大的痛苦，但他不悔；一位老红军讲述起中华苏维埃政权成立那天的夜晚，举行了通宵达旦的“提灯大会”，不禁微笑神往，双眼仿佛还被那一夜的灯火所映亮。在于都这个渡口，更是发生了许许多多生离死别、哀婉凄切的故事，印证了一位党史研究者说的话：“几经‘扩红’，队伍中一大半都是当地百姓的亲人、族人。百姓自发送红军，是人之常情，其真实感无须渲染。”
河水吞咽着悲痛，大地承载着光荣，眼中风景还是那么秀美，但心中的感受已然厚重。出发时的一些担心，正在逐渐释然，反观自己，倒是看出了几分无知。我懂得了，长征的历史以不同的方式在各类亲历者、后来者和后后来者的记忆中得以永生，长征的精神以其超越历史环境、与人类革命斗争史上所有最伟大的创举并列而得以永生。每一个在新时代里延续这种精神的人，都将分享它的光荣。本报记者吴越
采访长征体会崇高
参加报社组织的“长征路上访名城”大型系列报道活动，对我这个刚进报社一年多的新人来说，是非常幸运、也是极其难得的锻炼机会。
在遵义市内采访老红军王道金，是我第一次直面这些老一辈革命者。与以前光从电视和书籍上了解历史不同，亲历者亲口讲述的过去，特别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听他怀念那些逝去的战友，追想激烈的战斗，看到年轻时英姿勃发的照片与今日的垂垂老者的对比，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有多少人默默地付出了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
由于有当地政府和宣传部门的大力合作，我们的采访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真正带给我们困难的，是贵州的道路。向来有“地无三尺平”之称的贵州，公路之难走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记得我们从遵义到赤水，中午之前出发，等汽车驶入赤水市时已经过了午夜。每当汽车颠簸在盘山公路上，听大江在耳旁奔腾，回想到在没有公路的当年，红军是如何靠着自己的双脚踏平了这些道路，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感便油然而生。
原本以为在以经济利益驱动的今天，人们对红军、对长征的感情会被金钱的大潮冲淡，但在遵义、在赤水、在余庆，我们却处处感受到当地人民对红军的深厚情感。许多红军长征走过的遗迹，留下的标语、物品，都被当地老百姓精心地保护了起来。而许多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一说起红军当年的故事便神采飞扬，甚至愿意步行两个多小时的山路从家中来到镇上接受我们的采访。
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敲打我的心灵：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能够在经过的地方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经过漫长的岁月依然毫不褪色？当地一位老人的话，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答案：红军是工农的队伍，是给老百姓当家作主的。
本报记者 袁祺
小红军激励年轻的心
10月10日上午，红原县老红军罗尔伍家。
“1935年我们一家八口参加红军，那时我9岁。……我们被分在不同的队伍，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只在贵州匆匆碰到父亲一次。我一直想念我的父母……”
听着，听着，有些想哭。尽管早已从各种渠道，文本的、影视的，了解到红军长征付出的代价,但直面当事人，第一次聆听那场伟大远征，还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我无法想象与骨肉拆分的伤痛。作为一个父亲的孩子，我不能揣度同亲者离别的悲苦。
“地主剥削压迫，田种不下去，实在没法活了，否则谁愿意背井离乡、远离父母？”，罗尔伍说。
罗尔伍参军的年龄，对现在的孩子来说，正是依偎父母身旁，充满“快乐幸福”的季节：电玩、洋快餐、动画片……
战争中的孩子没这么幸运。长征时期，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的“小红军”占了不小的比例。但是，“小红军”们告别家人，凭着乐观的精神、顽强的意志，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菜草根树皮，历尽千辛排除万难，迎来了辉煌胜利。
从当年的一个“小红军”的口中，我意识到，长征的胜利不仅是饥渴、血汗、生命换来的，还包含着无数看不见摸不着的情感付出。
我的长征路，不长，三四千公里。每天做长途车在山间颠簸六七个小时；夹金山上的浓雾、寒冷；红原、若尔盖出现高原反应……短暂的身临其境，那种艰苦，已经让我对长征的认识更加直观。而我经历的和红军当年根本不能相提并论，遥想那些离开亲人，以党为母亲，跋涉二万五千里的孩子们又是多么可敬。
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了，希望长征精神能薪火相传，希望“小红军”的精神能激励而今那一颗颗年轻的心去拼搏奋斗，开创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杨昕
总有情怀在激荡
这些日子，穿行在当年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陕北古战场，聆听着一位位老红军心中埋藏了几十年的长征故事，胸中总有一种情怀在激荡，在涌动……
采访中，令我最为震撼的是富县直罗镇战役烈士陵园，其中掩埋着的12名至今不知姓甚名甚的小红军。陵园内的陵墓大多没有墓碑，谁能说得清，长征路上，究竟倒下了多少这样的无名烈士，青山有幸埋忠骨，长风无声寄哀思！
令人欣慰的是，70年来，历史没能泯灭刻在陕北人民心头的长征丰碑，长征的壮怀激烈，已化作不朽的图腾。当年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陕北老区人民，今天以“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作“引擎”，正在续写新的长征组歌。
记者此行还切身感受到了陕北老区发展变化之神速——徜徉在延安市区，扑面而来的是现代化城市的浓郁气息；15年前,延安人在兴奋中盼来了“火车通到宝塔山”；而今，黄（陵）延（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西安驾车3小时可达延安，6小时能达榆林。陕北老区人民由此插上了经济腾飞的翅膀。
8年前的陕北高原丘陵沟壑区，支离破碎，满眼是馒头似的荒山秃岭。如今，经过大规模地退耕还林、实施山川秀美工程，如今可告慰红军烈士的是，陕北的山山峁峁，翠绿的基色替代了土黄的基调。
岁月的年轮无法碾去刻在陕北人民心中的对牺牲在黄土地上的红军将士的思念；荏苒岁月也无法掩去“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这座座丰碑的耀眼光辉。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我们今天看到的依然是跃动在新长征征程上的滚滚铁流……
本报记者 韩宏
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
大渡河、泸定桥、夹金山、若尔盖草地……此次参与“长征路上访名城”活动让我和这一个个从前认知于课本的名字有了亲密接触的机会。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出发前，耳熟能详的诗句一次次地在耳边响起，但直到真正穿梭在大山间，我仿佛才理解先人笔下的寓意所在。从地图上看，很多地方间的距离不过一、两百公里，但正是这放在“长三角”毫不起眼的“一两百”却要在不断地上山和下山中耗上六七个小时，更别提当遇到山体滑坡时那看不到尽头的等待了。记得在雅安到石棉的中途，前方有一段路发生了塌方，车被堵在狭长的山道里排起了长龙，两个小时后，车队才开始蠕动，而当我们经过塌方现场，浓烈的烟尘依旧在空气中蔓延，一旁的山上，小碎石伴着烟雾还在不断滑落。70年后的车道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当年红军穿着草鞋徒步行走在大山间了，想必那种艰险，并不是如今的我们可以体会的。
10天，在四川行了4000公里，途中，有过8小时滴食未进，有过整晚的通宵写稿，有过缺氧头疼……虽说这些和红军当年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天上飞机轰炸、地上缺医少药的绝境相差甚远、不值一提，但这一路走来，我还是感觉自己收获了许多。在我看来，长征路，就像一本直观的教科书，身临其境所接受到的精神洗礼是很难磨灭的。
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很多重走长征路的人，虽然大家方式各不相同，但我想体会和领悟长征精神应该是共同的目的所在吧。硝烟虽然已经散尽，但长征精神应该是生生不息的。
本报记者 王星
体味红军的品格和境界
这次“长征路上访名城”大型采访活动，我有幸参加了陕西段的采访，其间采访了两位老红军和两位当年历史见证人；凭吊了吴起县和直罗镇烈士陵园，敬谒了黄甦烈士墓。从这些采访对象的身上和革命烈士的事迹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能够取得长征最后的胜利，除了党的正确领导，还和我们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最终胜利，顾全大局、不计名利、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密切相关。
黄甦烈士是六届中央委员。直罗镇战役前夕，时任红一师政委的他接到中央调任陕南红七十四师政委命令后，主动请缨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二师四团代理政委。对于职务变动，黄甦曾向毛泽东表示，为了战斗的需要，就是当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自己也心甘情愿。
今年春节前夕，两次过草地的老红军刘天佑老人，在延安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会见。刘天佑老人在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于1937年因病退伍，在安塞县当了60多年的农民。而吴起会师的见证者宗尚喜，时任村苏维埃主席，建国以后当了6年乡长后回乡务农。
如今，他们的确切身份其实都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每个月只拿着国家几百元的补贴。按照他们的资历，如果当年不选择务农的话，现在都应该是离休干部。对记者的困惑，刘天佑老人用带着陕北腔的四川口音，清晰地告诉记者：“组织安排的呗，我就服从嘛！”
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品格和人生境界。他们身上体现出的顾全大局、不计名利、能上能下的精神和组织纪律性，正是中国共产党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能以弱胜强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本报记者 陆伟强
长征路上的“师傅”
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万五千里在四川。金秋时节，我们走过了红军长征中自然环境最险恶、敌我斗争最惨烈的省份。
71年，乾坤巨变。如今，我们坐在“四个轮子”上的新长征路远比前辈们轻松。10天行程2000公里，其中有好几位当地司机陪伴我们。单从这些“师傅”的身上，就可以看出这条新长征路正欣欣向荣。
小郭师傅不过25岁，驾龄已有7年，他带领我们翻越了夹金山，用了近8个小时。小郭师傅每天奔走在雅安、阿坝、成都之间，在宝兴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年轻司机。小郭说，近几年来，周边很多公路都进行了改造，“翻夹金山比以前容易多了，等明年翻山省道改造完成，道路就更畅通咯。”
藏族汉子陈理有着若尔盖县城里最好的一辆出租车——价值十多万的东风风行。途中遇到修路，我们必须先步行再换车，原本可以直接调头回家的陈理，坚持陪我们走出几公里远，直到看见我们坐上车，才放心地离去……
不止小郭和陈理，每一位我们接触过的当地人，都延续着前辈们的热情好客。长征路上的四川人都很自豪，他们觉得红军长征和四川血肉相连、鱼水难分。光算上万军队驻扎下来所需的粮草，就能想象，当年那些小城、小村里的四川乡亲们，给这支“穷人的队伍”送去了多少发自肺腑的支持。
这条蜿蜒在青藏高原东缘的红色长征路，70多年后，仍然红得那么纯粹。
本报记者 戴焱淼
感知西部开发“热度”
此次参加长征报道，我第一次踏上祖国西北的黄土地，所见所闻，感触良多。这片发展热土上的“热度”深深感染着我。
在西吉采访时，碰上当地农民王平山，在政府帮助下，靠修窖为马铃薯种植户提供贮藏周转处，如今的收入已经比前两年翻了十几番——现在他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十万元。
在定西采访市委书记石晶时，我又有了第二个感触。在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末，定西人民开始大干苦干，想借此改善当地农业情况，不料却适得其反。当地领导痛定思痛，决定不再一味蛮干。石书记的一句话，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所谓“人定胜天”，只是我们的一个良好愿望；现在看来，我们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不能凭着蛮劲与“天”对着干，否则，我们只能接受大自然的报复。
于是，定西人民开始变当地劣势为优势，大力发展马铃薯和药材产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地山开始变绿了，农民收入也稳步增加。听到“科学发展观”已经很久了，但我第一次从现实生活中感受到它的力量如此强大。
第一次来到西北地区，我惊异于这里的开发成果，与原先想象中的截然不同。这里也透露着现代化的都市气息，各种软硬件进步的步伐大大超过我们的想象。由此想到，如果媒体能更多地宣传西部的变化，它定能吸引更多投资者的目光，发展可能会更为迅猛。
本报记者 徐维欣
期盼发展的炽烈目光
“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在长征路上最困难的时候，这是红军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在贵州、在甘肃，红军当年走过的地方，许多县依然是需要国家扶持的贫困县。“面对贫穷不低头，寻求机遇促发展”，这已经成为这些贫困县的共识。在我的观察中，这或许就是长征留给他们最深的印记。
在贵州余庆县龙家镇采访时，当地镇党委副书记听说记者来自上海，非要拉着记者问东问西。这位30多岁的副书记说的话很朴实，“农民们渴望能挣到更多的钱，党委和政府应该为农民把好舵。可我们在本地了解到的信息毕竟有限，只要有从发达地区来的客人，我定要跟他们好好聊聊。”
从农副产品的选择与开发，到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这位副书记不时地向记者询问东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模式。在与他的交谈中，他迫切而诚恳的话语让记者感受到了一位基层党的干部对发展的迫切期望。
在甘肃的采访更令我印象深刻。定西市委书记石晶说：“只要能改变贫穷的面貌，我们的百姓什么苦都能吃。可是自然条件的恶劣，让我们摆脱贫困的路走得很辛苦。”然而在转变了思想观念、找到了新的致富道路后，仅仅几年的时间，当地农民的收入就翻了近两番。
一路走来，我们的采访快乐而充实。快乐的是我们看到了贫困的帽子正在逐渐被摘掉；充实的是我们真切而实在地感受到了新农村建设的如火如荼。在长征沿途，一代代共产党人播下的种子，在人民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正茁壮成长。
本报记者 刘栋
图片说明
①在腊子口纪念碑前，记者留下了这张照片。
②在江西于都,91岁的老红军钟明向记者讲述他九死一生的长征传奇经历。
③在泸定桥头，文汇报“长征路上访名城”报道组认领了一棵桂花树，完成了一位在沪老红军的心愿。
④在赤水，当地一位老人正为记者介绍当年红军在此进行巷战的情景。
⑤在延安，记者听老红军讲述当年的故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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