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真情

　　本刊记者/杨东晓

　　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时，北平贝满女中学生谢婉莹才15岁，这位后来的著名作家，参加了反袁反“二十一条”的斗争。她上学时期的学生会主席李德全、日后的冯玉祥夫人率女学生抗议游行，她的讲演掷地有声：“别轻看我们中国人！我们四万万人一人一口唾沫，都会把日本兵淹死！”

　　美国人掌管教会学校期间，慕贞女中每周五节英语。到了日本人占领时期，外语课变成每周五节日语，两节英语。此间，慕贞校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及格风潮。学生们以不学日语进行反抗。在日本教官翻译洪达授课的班上，只有6名学生日语及格。一时间，这股罢学抗日的风气在校园内愈演愈盛。

　　洪达，本名赵彦。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日语翻译官的真实身分。直到1989年5月12日，慕贞校友在解放后的第一次聚会上，七十多岁的洪达和他年近七十的学生再次坐在当年的教室里，才有人说出他早年是地下党员。

　　“洪达先生”，这是不及格风潮结束一直到抗战胜利60多年后，学生对他的称谓。在他的学生中，几乎没有人叫他老师，赵彦这一辈子，永远是学生心中的“洪达先生”。

　　当年面对满把不及格的卷子，洪达先生非常严肃非常沉重，他把教室门关上——隔壁就是教务处。这位东北大汉给学生们唱了一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悲壮的歌声中，鸦雀无声的空气里开始响起了全班同学克制不住的哭声。

　　洪达先生语重心长：想了解一个国家，就要懂得他的语言；我们只有学会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情况，才能战胜敌人。

　　淡化宗教始自国人校长

　　管叶羽出任贝满女中校长是在1922年，国人接管教会学校出自北洋政府的规定，此时的课程设置也要按中国政府的规定。管叶羽的出现，是淡化宗教课的开始。

　　国人校长淡化了学校的宗教气氛，这与建校之初的半个世纪截然不同。那些由外国传教士掌管时期的教会学校，《圣经》是必修课，做礼拜也是每个星期日的功课，因此，星期日成了名副其实的“礼拜日”。各种宗教活动与英美等国传教士的言传身教，使得西方文化和思想浸润到中国学生身上。

　　对于宗教信仰，慕贞女中的郑乃清也不强迫学生和自己的儿女。大女儿参加圣诗合唱团，二女儿不参加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对于学生亦如是，如果有家庭信教的学生，可以参加亚斯立堂的主日学，不信教的学生，坚决不允许教师逼迫她们参加宗教活动。

　　对宗教的否定最完全彻底的是上海麦伦中学，伦敦会的派驻该校的代表白约翰虽然是宗教顾问，但是礼拜日从来不如期唱诗；钢琴是给白约翰唱诗配的，民众补习学校搬去用的次数远比他用得多；白顾问对学生们的信仰从不干涉。麦伦校内宗教气氛淡化到最后，连宗教课也被废弃了。

　　民族危亡关头

　　慕贞女中校长郑乃清有位堂弟在冀中当八路军，因此他了解冀中抗日军民缺医少药的情况。郑乃清一生中唯一的“从商”经历，是通过在北京东四大街设立一家名号“三合化学试剂公司”的商号，向堂弟所在部队输送医疗用品。

　　但是不幸的事件还是发生了。堂弟郑乃武被日本人枪杀并扔进了滦河；三合公司“送货”的职员左兴在唐山被捕，投进监狱；他本人进了北大红楼日本宪兵司令部。

　　一直为全校师生所不耻的日本教官翻译、日语教师洪达从宪兵司令部听到消息，一边求山上教官说情放人，一边自己打保票“郑校长不会有问题”；同时捎信给郑乃清夫人，让她到当时北平有名的三阳金店买了一支日本人指定的纯金烟盒送了进去。

　　郑乃清被放了出来，但是右耳也从此永远失聪——这是日本人一个耳光的结果。

　　出来后的郑乃清，买通了汉奸，把受尽酷刑的左兴赎出来并送到远方好生将养，临行前郑乃清说：有我一口饭，我就得让你生活安宁。

　　这次事件以后，郑乃清对家人说过一句话：“看来洪达还是咱们这边的人。”此后，山上再查宿舍，郑乃清就不再跟着了，他知道有洪达跟着就不会出问题。

　　一向以不问政治自诩的旧知识分子郑乃清，始终躲不开政治的干扰。“不问政治”四个字，更多的时候，只是他躲避干扰的一个愿望。

　　在各届慕贞女生与她们的校长共同生活的6年时光，中国社会都在经历着各种内忧外患。珍珠港事件后，日本认为所有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都是“敌产”。慕贞女中也被当作“敌产”接管，停课并听候处理。

　　告知这一消息，是在慕贞女中的北操场。全校大会上，在一排排刺刀下，郑乃清宣布：现在学校出了一些情况，北平有家的同学，请马上回家；外地同学，有亲戚投靠的马上投靠亲戚；实在无法回家的学生，就住到南楼，这里只要我郑乃清在一天，就会保证同学们的安全。

　　会后郑乃清对夫人说“收拾东西，搬到学校住。放弃咱家的小环境，我必须和学生共生死”。

　　于是，一家9口人，从岳母到6个孩子，全家搬到学校南楼前的一排平房里，与学生们共同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这么近的师生距离，使得郑乃清不再有下班时间。他的女儿郑祖欣在70年后，还有些怀恋外婆的小院。

　　尽管日本人占领了学校，尽管是严冬，这一年元旦没能离校的学生，还是吃到了饺子，饭厅，开到了郑乃清校长的家里。

　　从1931年郑乃清任慕贞女中校长至1949年卸任的18年间，这所学校除郑乃清本人外，没有一名师生被国民党或日本人抓捕。

　　学校就是避风港

　　与乱世相伴的，是早慧和具有革命理想的种子，麦伦就像中共在上海的一个党团培训学校，为延安输送了数百名抗日救亡的骨干分子。对此国民党并不是一无所知，但是他们抓不到真凭实据。每次，只要国民党来抓学生了，沈体兰就说，那些闹事的，都是外校来的，我的学生从来没闹过。万一麦伦的学生真的被抓了，他就亲自出面把人保出来。

　　16岁即毕业于慕贞女中高中部的王碧霖，已是地下工作者。她的师妹们还记得，她当年很帅，两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考入了燕京大学，令下届的师妹好生羡慕。王碧霖由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有时被迫回母校躲一躲。被人追查起来，郑乃清就一句话：她是我们的校友，回来看看母亲(王碧霖的母亲是该校舍监)，我知道这个学生，她没事。就是在这样的庇护下，慕贞女中曾出了母亲带着三个女儿一家四口同奔延安的“徐家三姐妹”这样革命的家庭。

　　薛正是教会中学里少有的女校长，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卫理公会决定解散上海中西女中，薛正坚持成立了全部中国校董主持下的学校。1943年夏，日本侵略者强行“征用”中西女中校舍，薛正置自己生死于度外，先后6次找到日本陆军司令部当面交涉。

　　一所教会学校成为一座地下革命堡垒，与当时国内、国际政局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