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麦伦中学：一段红色记忆

　　-本刊记者/杨东晓

　　在校长沈体兰的带领下，上海麦伦中学这所教会学校成了民主革命的教育基地，麦伦的学生被培植成“为公道牺牲、为大众奋斗的勇士，成为有爱国精神和救国能力之公民”。

　　从麦伦中学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目前在北京能组成200多人的校友会。

　　英国伦敦会在上海创办麦伦书院那年，远东的这座城市正和她的祖国共同经历着19世纪中国的一件大事——戊戌变法，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失败后，各种思潮更为多元地杂糅到国人的脑子里。

　　虔诚的基督徒、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沈体兰1931年出任这所男中校长时，它的名字已改为麦伦中学。在沈体兰任职期间，这所学校完成了由教会掌握到归中国人民自办，并确立了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

　　红色辐射

　　现年89岁的陈明老人，1934年进入上海麦伦中学，这所由伦敦会创办的中学男校，以教学管理严格闻名。由于家长有同事和大学同学毕业于该校，所以陈明被家里很放心地送到学校寄宿，尽管麦伦的学费很高。

　　当年还是一个纯消费者，陈明已记不清麦伦的学费，但他说收费昂贵是肯定的。当然，由于沈体兰校长本人的努力以及教会学校的性质，这所学校也招收无力付费的贫穷学生。

　　除了接受贫穷学生，麦伦还免费开办各种形式的夜校，沈体兰把自己培养的高中生、晚上闲置的教室、灯光等各种条件都用到夜校上。

　　当年参加地下学生运动的陈明在麦伦百年校庆会上说，“麦伦就像党在上海的一所学校一样” 。一所教会学校成为这样一座地下堡垒，与当时的国内、国际政局都不无关系。但是如果没有沈体兰的管理，这个红色基地，是无法保全自己的——它仅仅在北京，至今还有200多人的校友会；他的毕业生中还有空军司令刘亚楼的英文译员、最高人民监察长张鼎丞的秘书。

　　麦伦的红色辐射，已远不只是男校的范围，它还附设一个工人补习夜校、一个青年业余补习学校。这些补习夜校设有扫盲班、初级班、高级班。夜校的工人毕业后，“老师”们还是不想让他们走，主要是不想让这股民众力量散了，于是高中生学生身份的夜校老师，又协助工人让他们自己以“麦伦民众补习夜校校友会”的形式继续在外面办夜校，在这些工人中，有些后来被介绍加入了宋庆龄组织的“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这些扩大了地域的夜校，根都在麦伦中学。

　　师生心照不宣

　　蒋介石政权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这一卖国条约后的1935年，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在北平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联合全国学生，策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运动前夕，当年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后来的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从北平密赴上海，他到上海找到了邹韬奋和章乃器，通过章乃器又找到麦伦中学校长沈体兰说明来意，校长沈体兰就让陈翰伯直接去找陈明。虽然陈明等学生的活动与沈体兰的校务管理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师生之间凭着一种默契，心照不宣。

　　陈明把陈翰伯介绍到刚成立的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请他来讲国内国际形势。一二·九运动的基础就这样悄悄地在北平、上海以及其他城市之间扎扎实实打牢。此间，麦伦中学、爱国女中、正风中学等一直负责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陈翰伯、陆璀等的联系和筹备成立全国学联的工作。

　　陈翰伯到上海来找中学生，是因为上海的大学已被国民党严密控制，当时关注大学生的不仅有“复兴社”、“蓝衣社”等特务组织，后来又加进了工部局 (工部局是租界殖民主义的统治机关)。对于中学，尤其是教会学校，国民党及各租界地工部局，注意较少。

　　陈明拿到高中毕业证后决定到延安去，他来找沈体兰告别。1936年年底的这次谈话，70年后的今天，陈明仍然能回忆起原话。

　　陈明：沈校长，我准备到西北去。

　　沈体兰：能去吗？怎么去？

　　陈明：我有朋友。

　　沈体兰：那好，我送你50现洋。

　　陈明：路费有了，我先到北平，再去西北。

　　沈体兰：钱，你还是带上，到了北平，能走就走，万一走不了，可以留在北平继续读大学，给我来信，我会给你寄证明和学费。

　　师生间的这种交流，都存在各自的心里。

　　友好的外国教员

　　白约翰是个高鼻凹眼的苏格兰人，他原来叫约翰·巴尔，后来入乡随俗地取了个有姓有名的中国名字。白约翰本是教会派驻学校的代表，但是沈体兰还是给了他一个有实权的职务，在高中三年级当级任老师，他自己也挺乐意这么做，而且和学生关系融洽。这位绅士不是一个苛刻的人，如果有学生在课堂上打个哈欠，他会用手在口腔上方遮挡一下，以示注意礼貌。

　　暑假中进步学生组织了读书会，1940年的一次假期学习讨论中，41届的顾以健和42届的沈曾华碰到了从楼上下来的白约翰。白约翰打开他们的书翻了翻，又揭开包着的书皮，看到了书皮上“马恩列斯”头像，摇摇头合上书，把手指放在嘴上做了个“嘘”的动作。珍珠港事件后，白约翰被关进日本军人的集中营。他的这两位学生再次见到他，已经是1950年，他对自己早期就投身革命的学生说：“你们的理想与愿望终于实现了，可以很好地为祖国搞建设了。”尽管在建国后的非常时期里，这位友好的英国人被打成特务，但是他后来在任苏格兰中国友好协会的秘书长期间，还常写信给英政府要员和社会贤达，敦促他们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

　　赖朴吾这位英国老师，也非常同情中国革命。这是一位用英语授课的数学老师，他还兼着物理课，因为他不同寻常的授课方式，麦伦中学的学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地学习数理科目——学生喜欢跟他到农村实地考察和测量中学习数学和物理。在安徽考察期间，还跟着他学习为当地农民治病，并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的中文名字就是沈体兰为他取的谐音(Lapwood)，赖朴吾不但支持学生运动，还支援过八路军。这位到解放区体验生活的英国人，还受到过朱德、彭德怀和白求恩的接见。中国建国后，赖朴吾任中英友协负责人。

　　特殊课程

　　也许只有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只有在麦伦中学这样泛着赤色的学校，学生才能拥有不同于其他学校的课程和学习方式。

　　史地课就是麦伦中学给学生添加的，当时的学校里没有这种科目。陈明回忆道：“我们的历史课不像现在的历史课本，讲一段一段的历史，讲具体哪年哪月发生过什么事。我们的历史课，老师讲历史的发展，讲发展的趋势。有时就讲成时政，告诉学生，现在的国内国际形势如何严峻，帝国主义来瓜分中国了。”

　　沈体兰在每周周会上主讲，就像全校一起上时事课。当着国民党派来的军事教官的面，公开讲反法西斯，讲反德意日，宣传团结抗日，救亡图存。麦伦的学生还听过田汉、陈望道等人来校做演讲。

　　公民“特种作业”课，不仅是麦伦的独创，也是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麦伦学生在不幸年代中的抗争。“国难教育”课上，学生们和工人补习夜校的学员学习射击、战地急救这些最实用的操作。

　　刻进脑子的歌声

　　那架本来配给白约翰的钢琴，成了民众补习夜校的扫盲班专用品，为一周两次的兴趣课配伴奏。陈明在兴趣课上教学员唱救亡歌曲，同班同学林华清用钢琴给大家伴奏，这位福建籍的学生，父亲是位牧师，从小具有钢琴素养。还有一位为民众补习夜校上课的“老师”，是李公仆的外甥，叫张则孙。夜校教唱的歌曲还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1936年冬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陈明奔赴延安后，张则孙接手了陈明留下的夜校授课和其他兄弟学校的联络工作。后来张也去了延安，解放后任中国日报英文版副总编。

　　夜校学生学到的进步歌曲，有的是陈明在外面学来的。吕骥(后来的全国音协主席)曾经到麦伦找过他，他们在操场走了个大圈，吕骥邀他参加“蚁社合唱队”，每周日在大陆商场练歌，在那里陈明见到了聂耳、丁里等人，这对他的思想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蚁社的歌声回响在陈明的家中：“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勇敢健壮，我们划开时代，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谁说我们灰尘一样降生在人间，要高举鲜红的旗帜，大家整队站起来。”

　　“我是长剑、我是火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把光明呈现。”右手给自己的歌声打着拍子的陈明说，现在还能唱出这些歌不是记忆好，“是刻得太深了”。

　　学生剧社

　　未名剧社社长陈明还是个18岁的中学生，社员都是各级的同学，这样一些十七八岁的未成年人，由于排练和出演一些进步话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上海中学联学生救国会正准备在麦伦中学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工部局的人来了，在校门口正好碰到了陈明，他们要找陈芝祥(陈明学生时代的本名)，陈明一看黑衣黑裤横着走路那派头，“是包打听啊！”他想，于是就在学校门口大声喊“陈芝祥、陈芝祥”，旁边的同学都看明白了，偷偷地笑起来。当时正好礼拜六，陈明就说“陈芝祥他回家了”，会议地点自然是马上转移。

　　陈明也被传到工部局训话过。他们要排演的剧本《走私》被工部局了解到有“不合时宜的对白”，陈明就被叫去。一位供职工部局的中国人拿着一个英文的《走私》剧本：“这几段打叉叉的要改，对白不能用。”陈明回去后，跟演员不提此事，照排照演。临演出时包打听“如期而至”。那就大大方方地请他坐头排，茶水瓜子花生招待着：“大家全是中国人，帮帮忙、帮帮忙。”结束演出时，全场合唱红色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包打听也听不懂，这一关就过去了。

　　因为是男中，没有女学生，所以一些女角就请民众夜校的女学生来扮演。这间学生剧社关键时刻也能请到名家出场。演出田汉著名的《扬子江暴风雨》，就是崔嵬等人给学校帮的忙，他们跟中共地下党员、“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员曹亮老师关系很好，跟电影事业家陈波儿也很熟。麦伦中学之所以要演出《扬子江暴风雨》这样大的剧目来搞公演募捐，是因为学校能以庆祝建体育馆的名义，请聂耳来排戏——目的也是为了给左联解决经费上的燃眉之急。后来的电影教育家干学伟在延安曾经扮演过列宁，但是这位麦伦学生那次扮演的是个工头；聂耳演工人老爷爷，田汉的儿子海男演小孙子。

　　麦伦中学

　　前身是英国教会伦敦会于1898年在上海创办的麦伦书院。创办之初的30年里，这里是一所典型的奴化教育和宣传宗教的洋学堂。

　　它的命运是与中国近代史上历次革命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31沈体兰任校长后的麦伦中学力主培养“有爱国精神与救国能力之公民”。

　　因此教师中有“文化总同盟”党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员曹亮，路易·艾黎、我驻苏大使刘晓、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社长楼适夷等。在他们的感召下，学生中涌现出电影教育家干学伟、剧作家陈明、国际问题专家陈一心、杨振宁导师物理学家王竹溪等。

　　正是这些具有非凡人格的校长，才造就了不同寻常的学校。这些世纪老人般的教会学校，也因了它们的校长而声名远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