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年左右的时间,重走长征路。今年5月,崔永远带着他的《我的长征》节目团队,从江西瑞金出发,踏上了漫漫征程。队伍还未出发,舆论就给予了热切关注。5000多人踊跃报名,为此徒步上京、辞职离职的年轻人不少;一路上,跟着团队行走的志愿者不少;非议更不少,“真人秀”、“游山玩水”的批判至今尚未停息。
日前,大部队抵达贵阳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崔永元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记者:在《实话实说》、《小崔说事》之后,为什么会想到重走长征路?
崔永元:我在电视台工作好多年了,知道每逢有重大的活动,都会有一些配合性的节目,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今年就是长征胜利70周年,肯定还要做这样的节目。我很早就在想了,拿什么纪念长征啊。如果大家觉得长征很有意义的话,真是值得纪念的话,那么再走一遍,就是最好的纪念。再走一遍,在路上,所有的事情就会想明白。所以我决定要再走一遍。
我知道这个决心要下是挺难的。这不是我自己走。自己走,可能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下来就回家,要带一个团队走,要做一个一年左右时间的节目,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你的团队在路上是什么样的表现,天天会有人盯着。你的节目做得能不能和这些人想象的长征合拍,都是问题。好在,我做电视这一路走来都不是很顺,应对各种问题,早习惯了。
记者:在出发前,你对长征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崔永元:也是那些词儿,两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啃草根吃树皮,飞夺泸定桥……没有更具体的。记得我们从井冈山集训完了回瑞金。瑞金,我们都知道叫“红都”,但就这么叫,到底是什么概念,根本不太明白。这次我到瑞金了,有点惊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等于是一个国家呀,十几个部委,国家银行,国家通讯社,金库什么都有。这些我们知道得非常少。所以我就很感兴趣,去了好几次,买了很多书看。
这件事让我信心大增。我想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我又是个喜欢历史的人,肯定能把很多事情都搞得更明白。一边走,一边看,搜集资料。很多书我过去都看过,像《西行漫记》啊,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我是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到了草地看草地,到了雪山看雪山,每个地名就在你身边,每个脚印就是你马上要踏过的。这个感受特别深,有一种和历史亲近的感觉。
记者:20多名队员,有的人是受了一辈子红色教育的,对长征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但也有年轻队员,对长征的概念很模糊,不了解。
崔永元:我们的这些队员很有代表性,中年,青年,各种各样的人。年轻人对流行歌曲、新潮服装都喜欢,同时也有对历史那份淡漠的感觉。不知道长征,或者对长征没有亲近的感觉,完全正常,符合目前的社会形态。我们挑的时候故意这么挑的。就是要各种各样的人来,而并非都是老红军的后代,并非都是优秀共产党员、特种兵。尽可能地使他们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当一路上,他们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一点都不意外。
从第一天出发开始,我们就知道,新鲜感一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就会出来。我们有这个心理准备。我当时心里矛盾的是,有两种管理方法,一种是外部介入式管理,找两个武警或者特种兵来当队长,军事化管理,每天念报纸,念当年的书,办展览,组织看电影,主动把你熏陶过来。但这种方式我觉得太愚蠢了,没必要。我们用的是自我管理方式。其实就是自我教育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很多次都心急得要着火。眼看着队伍一天天不好,一天天变差,我们等待着奇迹的出现。
我经常跟他们说一段话:如果中国、日本、韩国三国青年在路上走,肯定中国走的是最差的。即便是你们代表中国人,也是走得最差的,做《我的长征》就坚定了我的信念。这个对他们的刺激比较大。队伍里的很多人,不管做没做过行政管理工作的,都在为这支队伍的弥合、团结做工作。
等到四渡赤水的时候,突然这支队伍就变好了。那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因为节目组没有经费了,节目组三个月没给大家发工资了。队员们也许是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吧。把队伍走好,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记者:你希望通过这个节目为观众呈现什么?
崔永元:对观众可能有两个作用,一是让他们有再走一遍的冲动。你走,就两个礼拜,两个月,自然就有收获。第二是接近历史的冲动,让他们觉得长征也是个有意思的事情,值得你去研究,去看,去读。我想有这两点,节目的目的就达到了。
记者:很多队员说,走了8000里路,心态变成熟了,人更坚强了,那么这5个月,对你自己有什么改变吗?很多报道说,长征治好了你的失眠。
崔永元:对,现在睡眠吃饭都比较好,心态也比较平静平和。但有时候还会急躁。我们走的路,都是红军走过的路,这些地方应该对红军对长征更有感情。但很多时候看不到,功利的人还是很多。有时候碰到一些当地干部,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酒气,对地方上的事情说不出个四六来,我真是觉得很烦。
我们整个社会都需要长征。现在不少人脑子已经麻木了,不动了,不想了。要让他们的脑子动起来,就要让他们先行动起来。我真是受不了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