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8年上大学的，大学二年级时讲到北洋军阀这段时期，感到一头雾水，后来发现了这本书，正好可以当作历史的教科书来用。”

　　“实际上是这部书带我走进了军阀史的研究。”

　　10月14日，在万圣书园举行的一个新书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分别致敬的是同一个“陶先生”——陶菊隐，他们无一例外地感激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在帮助他们走上治学之路所起到的启蒙之功。

　　“你是不是姓‘陶菊隐’的‘陶’”

　　学者们交口称赞的陶菊隐（1898年~1989年），是民国时代的著名记者，近代军阀史的权威见证者和整理研究者。他1912年开始进入报界，做过特约通讯员、战地记者、特派记者、编辑、总编辑等，尤以报道北洋军阀最为著名。

　　陶菊隐的次子陶端在研讨会上回忆父亲的成名史说，“他最有名是在解放以前”。当时的新闻界有“南陶北张”的提法，“南陶”就是1920年受聘于上海第二大报纸《新闻报》任驻湖南特约通讯员的陶菊隐，他1927年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新闻报》驻汉口记者，其间还为著名的《申报》、天津《大公报》撰写通讯，1928年曾担任《新闻报》战地记者随国民军报道“二次北伐”，亲身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济南惨案”，冒着枪林弹雨发回大量战地消息。“北张”则是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

　　陶菊隐著作等身，除了有“民国第一书”之称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还有《菊隐丛谈》（25册）、《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吴佩孚传》、《筹安会六君子传》、《督军团传》、《孤岛见闻》等。当时，他名满天下。一次打电话到饭店订座。他自称姓“陶”，跑堂伙计因为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到底是哪个“陶”，情急之下只好问：“你是不是姓‘陶菊隐’的‘陶’？”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以130万字的篇幅，生动勾勒了从1895年袁世凯朝鲜发迹到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这33年间波澜壮阔和风云变幻的历史。其中，从1912年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到1928年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的17年间，中华民国经历了13位总统和46届内阁。

　　成就陶菊隐的是他多年记者生涯的亲身见闻。解放后，三联书店曾经于1957年、1978年和1983年三次出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957年的出版，还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照。此次，海南出版社将三联书店的8卷本改为5卷本，第一卷是“前传1895－1911，袁世凯的发家史和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第二卷是“袁世凯时代1912－1916，民国来了，总统来了，内阁来了……然后来的是皇帝”，第三卷是“群魔乱舞1916－1920，段祺瑞当政、张勋复辟和吴秀才造反”，第四卷是“直系当家1920－1924，曹锟买来的总统、吴佩孚的太上政府”，第五卷是“北伐军来了1924－1928，北洋军阀的统治末日”。最后，还附录了《北洋政府历届总统、国务总理简表》、《1912－1928全国主要军事势力简表》。

　　以细节和现场感取胜

　　“在历史教育上我们应该重视史料，而这本书的确给我们提供了很丰富的史料。另外作者经历过那个时代，写出来的历史有现场感，有现场感的历史学家跟没有现场感的历史学家是大不一样的，作者对那个时代有特殊的感受，而且作者是报人，其感受有广泛的代表性。”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认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最大优点就是细节多、现场感强。

　　比如《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杀，陶菊隐提供的史料显示：林白水因为发表《官僚之运气》一文得罪张宗昌的幕后军师潘复，潘复哭诉于张宗昌要置林白水于死地，张宗昌遂命令北京宪兵司令王琦逮捕和枪决林白水。此间，杨度和当时《黄报》社长薛大可向张宗昌百般求情，虽然张宗昌答应赦免但电话打到宪兵司令部时晚了半小时。因此，陶菊隐得出结论：“奉鲁军阀不仅把当时的革命青年和争取自由的进步人士当作‘大逆不道’而欲一网打尽，甚至个人嫌怨也可以套上一顶帽子而任意加以杀戮。”

　　书中还写到辛亥之后的湖南，当时帮会纷起，新军、旧军都是靠武力说话，一个帮会头目出身的督军都被枪杀了，但一介书生谭延闿却把湖南镇住了。王学泰相信这个说法，正是因为“书中写了他的几个细节，突出其武艺高强，使得他在湖南长时期执政的事实是可信的”。

　　学者雷颐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地质学家丁文江和军阀孙传芳的关系。孙传芳因为缺少文化就重用留学归来的丁文江，丁文江也确实在孙传芳势力范围内做了很多工作，为他管辖下的上海的市政建设出力不少。但后来丁文江想建立一个军官学校改造孙传芳的军队就遭拒绝。在此之前，丁文江和当时北京政府方面的胡适等人也有合作，但均以失败告终。诸如此类的细节让雷颐认识到：“这就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政治和学术上的进退两难，一方面想把自己的学术搞好，另外一方面看到社会那么混乱，如果不关注社会，完全封闭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是不是自私？但关注社会，又会陷入类似的尴尬境地，这就是中国那一段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性的命运。”

　　而学者王焱反复揣摩的一个细节是，陶菊隐用了相当篇幅写中华民国成立时孙中山和黄兴就国旗颜色的争论。原来的国旗是三角黄龙旗，不太符合国际惯例，孙中山希望把党旗变成国旗。陶菊隐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暗含着对三色旗和五色旗方案的支持，因为“三色旗是红蓝白，象征自由、平等、博爱。五色旗象征着五族共和”。

　　在书中，活灵活现的现场描写也特别多。比如，四川将军陈宦宣布对袁世凯独立时，给袁世凯发了封请他退位的电报，其中自作主张加了句“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这个电报被认为是袁的‘送终汤’。袁接到电报后，竟然气得晕了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双颧红得像炭火一样，眼中淌着泪水，口中低沉无力地频频吐着‘人心大变’、‘人心大变’四个字。”诸如此类的现场描写和细节不一而足，这都得益于陶菊隐与各路军阀和北伐军一些重要人物良好的私人关系。雷颐称赞陶菊隐：“巧妙周旋于不同派系军阀、政客间，获得他人难以得到的信息，却又不失独立报人的原则，客观、如实向公众报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