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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对“博士服务团”的需求得到部委支持，成员到民企挂职成为新现象
核心提示
10月中下旬，由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选派的第七批博士服务团，将从北京、上海等城市奔赴各西部城市。由于来自中央部委等地方的博士们为西部发展提供了各种技术资源和人脉资源，如今他们往往被地方政府看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甚至成为各地争夺的对象。而且，今年也出现了博士团成员到民企挂职等新气象。研究者认为，干部挂职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政治生态，在公务员法之外，各种不断出现的新现象需要一种更为细致的规范。而有关博士团工作机制的正式办法年内有望出台。
本报记者吴珊 北京报道
这是杨志勇出发前的最后一个晚上。10月23日，他就将乘坐飞机到甘肃，成为一家大型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助理，并兼任该省经委的一个副处长。
杨志勇没想到，自己会入选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选派的“博士服务团”，并到甘肃去“挂职锻练”。在他印象中，只有政府官员才与这个词有关，而他只是天津一家国企的研究人员。
杨志勇入选的已是第七批博士服务团。博士服务团成员到民企挂职也是今年才出现的新气象。他说，前两天博士团人员出发前的聚会中，中组部人才局的一位处长特意找他和另一位到民企挂职的博士多嘱咐了两句。
“博士服务团”是中组部和团中央，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而在1999年开始实行的一项挂职援助行动，挂职期多为一年。10月中下旬，博士服务团将陆续奔赴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西部12个省市的机关或企业，进行挂职锻炼。
与往年相比，这次由146人组成的博士团显然受到了地方更大的重视———在选派之前，已有不少地方组织部人员直接来中央部委“挖人”。
选派前到部委“摸底”
“地方上对来自财政部、发改委、交通部、商务部这几个部委挂职博士的需求比较旺。因为他们多涉及宏观调控部门，对地方支持的力度大。”
今年5月，陕西省委组织部的一名组织干事和省财政厅的工作人员来到财政部。他们的任务是“摸底”———看看财政部有哪些人能到陕西任职。
“地方上对来自财政部、发改委、交通部、商务部这几个部委挂职博士的需求比较旺。因为他们多涉及宏观调控部门，对地方支持的力度大。”陕西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陈平社说。
提前到中央各个机关摸底，在陈平社眼里，已经成为决定挂职工作有没有生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中央部委里的挂职人选是各地组织部门最为看重的。
“目前我们工作的着力点，就是要扩大挂职博士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比例。”
陈平社说，这些博士对地方的帮助更大。中央明确规定了不能给挂职干部下任务、承包项目，要加强单位、学校与当地的科技协作。
“在这个要求下，我们需要能帮助我们的挂职干部。”
陈平社自己就跑过国家旅游局、交通部、水利部、发改委、环保局、药监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科技部、建设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石油等12个机关单位。跑一圈下来，陈平社基本上能做到对哪些部委能派干部来陕西心中有数。
“过去中组部人才局的选派工作指令性比较强，现在地方和中央组织部门的关系协调得比较好，地方反映的需求得到中央部委的支持。”他说，往年地方一般是将自己所需求的职位报给中组部，然后就是等待，而这两年，“跑部委”
已经成为不少地方的做法，而且也得到了中央部委的热情接待，有时协调不了的，中组部还会出面协调。
今年，财政部两名挂职干部，一个去了广西南宁做市长助理，一个到甘肃嘉峪关做副市长。财政部直属的事业单位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的办公室主任、高级经济师到陕西省财政厅做厅长助理。
博士们的“软硬资源”
挂职博士们大多能给当地带去一些帮助，比如发展的新思路或者技术资源。
被地方组织部干事称为“博士红娘”的挂职干部，为地方带来的效益是实实在在的。
甘肃省委组织部提供的一份资料称，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立坚，将连接甘肃和内蒙古的民左公路，申报列入了交通部规划司的“十一五”规划。
陈平社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建设部科技司综合与信息处主任科员仝贵婵来陕西任职后，将原本要一两年才能实现审批的西安某城市项目，缩短到两三个月。
“事实上，挂职干部的‘软资源’对当地的作用还要更大一些。”陈平社说，这些“软资源”，指的是来自高层或发达地区的挂职干部新的思想观念对周围干部群众的影响，以及他们提出的当地发展的一些新思路；而一些技术专家的专业意见，对一些前瞻性问题的调查研究，也成为地方宝贵的科技资源。
财政部预算司联络处处长刘小明，去年11月到广西挂职自治区发改委副主任，分管经济体制改革处、法规处和外资处的工作。
他刚到广西，就接手广西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的试点工作，成为这项工作的协调小组的组长。这项工作涉及到自治区教育厅、新闻出版局、物价局等部门，因为涉及到各方利益，推进一直很困难。刘小明启动了监察厅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使得出版发行经费节省了20%.在利用外资方面，刘小明也有所创新。今年年初由自治区发改委牵头，会同商务厅、招商局等部门召开了的外商投资企业新春恳谈会，邀请了广西的四十多家外资企业和二十多家涉外单位的负责人进行面对面座谈，现场解决了部分外资企业在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这个做法得到了外商和当地政府的一致好评。
东西部“结对子”
以往的博士服务团，主要是从中央往地方派博士。而今年，一些从地方选派出来的博士也进入了这支队伍，他们将直接派往“对口”地区。
9月27日下午的第七批博士服务团成员小组交接会，广东省委组织部人才处副处长吴惠龙和广西党委组织部人才处处长温江熹面对面地坐到了会议桌前。他们的身边，是即将赴任广西挂职的12位挂职博士，其中有6位来自广东省政府机关和高校。
与以往相比，博士挂职出现的另一个特点是“结对子”。
以往的博士服务团，主要是从中央往地方派博士。而今年，一些从地方选派出来的博士也进入了这支队伍，他们将直接派往“对口”地区。上海对云南、贵州，广东对广西，浙江对四川，天津对甘肃，江苏对宁夏，山东对贵州，依照东、西扶贫对口支持关系和区域性经贸合作，区域交流的色彩更为浓重。
温江熹认为，广东和中央来的都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都是政治干部，职位也比较高，这是因为广西舍得拿出重要岗位来吸引人才；此外，这些岗位中副职多，助理职少，也就是实职多，虚职少，挂职干部中延期的也比较多，就是因为广西的平台好，给挂职干部做事的空间大。
中央着力打造的西部省市“四类增长极”，集中在成渝地区、陕西关中地区、广西环北部湾等重点经济带和几个省会城市及周边地区。从中央和东部发达省市迁徙到西部挂职服务的博士们，成为了这四类增长极和民族工作的助推器。
深圳市福田区副区长方乃纯，在挂职自治区经委副主任期间，对广西工业情况进行了大量调研，在广东产业转移上提出了新思路。在招商引资上，引进国际知名企业沃尔玛、香港乐声电子钟表公司等多家企业在广西投资或扩大投资，总投资额6亿多港币。
温江熹笑言，广西的挂职工作最缺的就是像他们这样的党政干部。“我们的重点产业、重点项目、重点学科，要把高级人才聚集到一起，用特殊的人才政策推进产业升值。”
民企博士挂职新现象
“他们在甘肃是双重身份，既是民营企业的工作人员，又在政府挂职，而且，他们本身来自于企业，现在要挂职省经委的副处长，从没有级别到有级别，组织上怎么处理？”
杨志勇即将到甘肃的另一家民营制药企业担任董事长助理，并兼任甘肃省经委某处的副处长。邀请对口省市的挂职人员到本地民营企业挂职，是甘肃省委组织部今年对博士团工作的大胆创新。
“围绕重点行业和支柱产业，给企业派挂职干部，今年的企业挂职干部首次占了多数。”甘肃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胡秉俊掰了掰手指头；去年的10个挂职干部只有两个去了国有企业，今年的11个，有6个都去了企业，其中有两个去了民营企业。
胡秉俊说，在甘肃，民营企业人才的匮乏比起其他单位来显得更为迫切。“无论是生产加工线上的技术干部，还是营销策划方面的管理干部，民营企业的需求提了几年了，我们希望通过挂职博士，和天津的企业牵线搭桥，不是建立简单的帮扶关系，而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入选的民营企业奇正入选的民营企业奇正藏药有限公司和兰州大得利有限公司都是甘肃省内重点扶持的十家民营企业之一。对于即将走马上任两家公司董事长助理的杨志勇和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王保和，组织部门还特意在省经委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副处长的行政职务。“这样能调动挂职干部的积极性，也利于他们在挂职企业开展工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胡秉俊说。
对于今年的创新能不能成功，胡秉俊心里没底，“他们在甘肃是双重身份，既是民营企业的工作人员，又在政府挂职，而且，他们本身来自于企业，现在要挂职省经委的副处长，从没有级别到有级别，组织上怎么处理？”
他的另一层担心是，接收企业能否接受这个挂职干部，给不给他干事的平台？
“能为所挂职企业做哪些具体的贡献，我现在还不是很确定，我想这要根据自己的专业优势和自己来自先进企业的背景，更重要的是结合挂职企业的需要。”杨志勇说，“融入所挂职企业是第一位的。”
异彩纷呈的挂职现象
如今新出现各种挂职现象。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均出现挂职现象。最新出现的还有民企挂职和国外挂职。
尹冬华也注意到了到企业挂职这一新现象。
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博士，在做中国官员挂职现象的调研。从去年3月，尹冬华开始奔波于河北武安市、湖南株洲、吉林省吉林市和江西九江4个县市。
这个题目吸引他的一个原因是，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政治生态。“在国外，没有挂职制度，只有交流任职制度。如美国，由联邦到州，由州到联邦，或者州与州之间的官员互派。调动时，要脱离原职务的所有关系。”
在中国，“官员挂职”的存在有着一定的必要性。
“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可以引导年轻人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发挥作用。”陕西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陈平社对此深有感触，“因为很多时候，单纯依靠市场作用是实现不了的。”
按照挂职的目的，他将挂职分为两类。一类是突出服务功能的。中组部人才局的博士服务团就属于这一类型。其成员主要是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目的是培养复合型人才。另一类是培养后备干部。中组部的干部局、组织局所组织指导的官员挂职都是这一类型。
而如今新出现各种挂职现象。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均出现挂职现象。最新出现的还有民企挂职和国外挂职。
“这些都是从党政系统衍生出来的。”尹冬华说。
尹冬华观察到，各地关于挂职的制度创新不断涌现：青岛出现挂职导师制，给挂职干部配备一个导师，缩短他对当地工作的适应期；辽宁省、福建南平市都出台了自己的地方挂职条例；四川近两年出现了海外挂职。
有望出台相关规定
公务员法规定中国国家公务员可以在国家行政机关内部交流，也可以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
尹冬华说，虽然涌现出那么多新的挂职现象，但并没有相应的制度加以规范。迄今为止，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里对挂职有所描述。
这部法律规定中国国家公务员可以在国家行政机关内部交流，也可以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
目前缺少一部全国统一的条例和地方实施的细则。在尹冬华眼里，没有具体的管理办法就会引发一些问题，“比如，对上级机关干部缺乏监管，就容易滋生腐败；在地方上只能挂虚职的干部，能发挥的作用有限；挂职之后的评价，往往挂好挂坏一个样，导致挂职缺乏激励作用。”
据记者了解，中组部人才局近期正在对前六批博士服务团的工作进行总结，年内可能就会出台关于该团工作机制方面的正式办法。重庆团挂职期间在多个地方考察后形成了一个1.5万字的博士团服务管理办法，已经提交中组部备案参考。
链接
近年来部分干部挂职一览
1999年以来中组部和团中央开展的“博士服务团”赴西部和革命老区挂职锻炼，截至2006年，共有663名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六批博士服务团。今年共有146名来自中央部委、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和发达省份的博士参加。
2000年以来中组部、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联合组织的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发达地区挂职，截至2004年，参加挂职锻炼的总人数已达3300名。
中组部2001年和2004年两次选派344名中直机关和大型国企干部赴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和革命老区挂职。
中央围绕“援藏”、“援疆”而选派大量干部挂职。
由地方政府组织实施的挂职活动数目众多，难于统计。外界影响较大的有：武汉市组织的“万名干部下基层”活动，福建省的“南平模式”（从市县直接下派1100多名干部到农村当支部书记）。 (责任编辑：张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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