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流落他乡多年，回归沈阳故里“书阁合璧”，早已成为诸多专家学者夙愿。如今，一套翻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入住沈阳故宫文溯阁，更加引起人们对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怀念。10月22日，记者走访了有关专家学者，揭开《四库全书》身世，聆听了呼唤《四库全书》回归文溯阁的心声———《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由乾隆皇帝下令编纂的。此时，“康乾盛世”已达顶峰，户部存银达7800万两。当时，贤俊蔚兴，人文郁藏，鸿才硕学，比肩接踵，学术之盛，开数百年来之新纪元。

　　负责编纂《四库全书》的，有乾隆皇帝的3位皇子、20多位军要大臣，参加这一浩大工程的人数多达4400人。《四库全书》修成后，朝廷又征调了各地保举经考试而录用的3800余名落第举子，以工整小楷缮写了相同的7部《四库全书》。从编纂《四库全书》开始到第一部抄完，共用了10年时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才将最后一部抄完，总共历时15年。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为群经及小学之书，如《易经》、《尚书正义》、《毛诗指说》、《尔雅注疏》等；“史”为纪事之书，如《史记》、《竹书纪年》、《建康实录》、《岁时广记》等；“子”为著书立说，如《孔子家语》、《世说新语》、《西京杂记》、《归田录》等；“集”为诗文新曲，散篇零什，如《楚辞章句》、《李太白集》、《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等。

　　《四库全书》著录书籍3461种，共7.9万余卷。全书订成3.6万余册，共221万多页、9亿多字，分装在6600余只楠木盒中。如果将全书230万页纸张连在一起，足够绕地球赤道一圈有余。

　　《四库全书》寓意深远《四库全书》采用上乘的开化榜纸和坚白太史连纸书写；采用绢面包背装，“经、史、子、集”采用不同颜色，分别象征春、夏、秋、冬四季。“经部”居典籍之首，如同新春更始，标以绿色；“史部”繁盛，如盛夏之火，标以红色；“子部”采取百家，有如秋收，以白色或浅色；“集部”文稿荟萃，好比冬藏，标以黑色或深色。

　　《四库全书》每若干册装入一个樟木箱，称为一“函”。“函”的一端可以开闭，用于抽放书册。“函”内有楠木夹板固定图书，书册内放置冰麝、樟脑等药物，防潮防蛀。

　　《四库全书》编纂不久，乾隆皇帝就考虑到了《四库全书》修成后的存放问题，开始修建专门的藏书楼，先后建成了北京皇宫内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这四阁都建在皇宫及离宫别墅之中，以便乾隆皇帝随时随地调阅，故称“内廷四阁”。

　　四阁名称都与水有关，寓意以文喻水，将浩瀚的文化典籍比作江河之水。水由源头流出，汇合百川成渊，若要寻找源头，必须找到渡口，这就是“津”；再由“津”而“溯”，即可找到“源”。

　　7部《四库全书》分藏各地抄写完毕的《四库全书》，第一部为“文渊阁藏本”，于乾隆四十七年（1872年）春，藏进北京故宫文渊阁；第二部为“文溯阁藏本”，于乾隆四十七年（1872年）秋、四十八年（1873年），分5批陆续运抵沈阳故宫文溯阁；第三部为“文源阁藏本”，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藏于北京圆明园文源阁；第四部为“文津阁藏本”，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藏于河北承德骊宫文津阁。

　　此后，应江南硕儒、士子的要求，朝廷又复命续缮三部，分藏在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固寺文澜阁，以便士人就近抄录传观。至此，7部《四库全书》分别珍藏在北方内廷四阁与南方三阁之中。在当时的刻本书时代，出现了写本书，《四库全书》便显示出了弥足珍贵的身价。《四库全书》惨遭损毁

　　进入19世纪后，由于清政府衰败无能，致使我国文化瑰宝《四库全书》，也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悲壮历程，受到了严重破坏。

　　1853年，南方三阁中的文宗阁和文汇阁，连同两部《四库全书》藏本书，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同归于尽。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抢劫并烧毁北京圆明园，致使文源阁及其《四库全书》藏本一并化为灰烬。1861年12月，太平军进攻杭州，使得文澜阁中《四库全书》藏本散失过半。

　　北京故宫文渊阁的藏本，于1933年运到上海，后又迁徙重庆，1948年被国民党政府运到台湾，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一部是承德骊宫文津阁藏本，1915年被北洋政府运抵北京，藏于古物陈列所，但部分遭损毁，后交北京图书馆收藏。文溯阁藏本颠沛流离

　　清末以后，沈阳故宫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由于战乱和时局动荡，也先后经历了4次颠沛流离。

　　第一次在1914年，北洋政府决定于北京故宫“外朝”乾清门以南，建立“古物陈列所”，并建议将沈阳故宫和热河行宫所藏清代宫廷物品运至北京陈列。1915年，沈阳故宫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亦被运至北京，存放于北京故宫保和殿。1925年，当时的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赴北京参加“清室善后会议”时参观古物陈列所，看到了在保和殿内的沈阳故宫文溯阁本《四库全书》。

　　冯广民等遂赴天津求助于张学良、杨宇霆，又至北京求助于农商总长莫德惠和古物陈列所梁玉书等，并得到诸人赞同。杨宇霆致电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称沈阳故宫文溯阁藏本乃“奉天省旧物，仍归奉天省保存”。章士钊先生立即提出阁议，终使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在同年8月由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查收押运回沈，将全书入藏阁中，结束了10余年来“书阁分离”的历史。

　　第二次在1950年，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作为国家珍贵文物受到特殊保护。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将《四库全书》运往黑龙江省北安保管，至1954年运回沈阳故宫，仍藏于文溯阁中。

　　1966年“文革”期间，为确保全书安全，国家文化部决定，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移往甘肃省兰州市收藏，存放于兰州市郊区的书库中。直至现在，已达40年之久，造成长期“书阁分离”的遗憾。

　　专家呼吁《四库全书》回归

　　辽沈文物界、文化界和史学界专家、学者们，曾多次呼吁《文溯阁四库全书》早日回归故里“书阁合璧”。他们认为，在世界上，目前除《四库全书》外，只有英国成书于1771年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尚可一提。但《不列颠百科全书》只有30卷，主要介绍各学科及重要人物及史、地等知识；而《四库全书》则洋洋洒洒多达7.9万余卷。无论从规模、所涉及的学科、范围、价值以及在世界的影响上，《不列颠百科全书》均无法与《四库全书》比拟。

　　专家学者们认为，沈阳故宫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沈阳故宫的一部分，沈阳故宫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不仅是我国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的文化瑰宝。而这一文化瑰宝的最大历史遗憾，就是书与阁长期分离。如果国家有关部门能够解决沈阳故宫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书阁合璧”问题，将是功在千秋的一大幸事。

　　各界期盼书阁合璧

　　据了解，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国内外文化界、文物界的许多专家、学者，都曾就文溯阁《四库全书》回归故里“书阁合璧”发出积极呼吁。辽宁省、沈阳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也曾多次在全国、省、市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提交提案，呼吁文溯阁《四库全书》尽早回归。

　　早在1986年，沈阳故宫博物院就《四库全书》回归问题，向有关部门报告请示；辽宁省政府曾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将《四库全书》归回沈阳故宫保藏的请示”；省、市有关部门及沈阳故宫博物院，为迎接全书的回归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98年，作为沈阳市人大代表，沈阳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支运亭，以《书阁合璧》为议案，提交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1999年，作为辽宁省政协委员，他又将此提案提交政协辽宁省委员会；2003年，由支运亭领衔，以《关于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回归沈阳故宫实现“书阁合璧”的建议》为题，致书党和国家领导人；2003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政协辽宁省委员会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书阁合璧》提案，再次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书阁合璧”符合文保规律

　　有关专家介绍说，目前，在仅剩的三部《四库全书》中，其他两部都无法实现“书阁合璧”：北京故宫《四库全书》在台湾；承德骊宫文津阁《四库全书》在“文革”中遭火灾损坏严重。因此，只有沈阳故宫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能够做到原书原阁合一。

　　沈阳故宫文溯阁始终得到妥善的保护和维修。乾隆以来始终存放阁中的《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特制的红木和紫檀木书架，至今仍按原貌保留，无一缺失。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回归沈阳故宫文溯阁“书阁合璧”，符合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律。

　　专家学者认为，文溯阁《四库全书》曾几次被外运和疏散，但最终都能完好回归沈阳，反映了文化瑰宝应有的保护规律。1966年外运甘肃，是当时“战备”条件下的临时性特殊举措，现已时隔40年，异地保存理由早已不复存在，在当前国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历史时期，完全应该按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律，尽快使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回归沈阳，实现“书阁合璧”，使这一珍贵文物以历史原貌的完整形态，放射出中华文化瑰宝的璀璨异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辽宁省、沈阳市的有关部门、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仍然在为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回归，进行不懈地努力和呼吁。我们期待着阔别40年的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尽快早日回到沈阳故里“书阁合璧”。本报高级记者邱宏邱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