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建中国基因组学中心
“基因之父”詹姆斯·沃森昨接受早报记者独家专访
通讯员 赵胜 本报记者 洪慧敏/文 包敦远/摄
1953年2月28日早上，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早晨。 这天早上，全美国最年轻的病毒学博士、25岁的詹姆斯·沃森和全美国搞物理年纪最大的老研究生——37岁的弗朗西斯·克里克组成的这对研究搭档，从DNA（脱氧核糖核酸）光衍图上解读了它的双螺旋结构。
这个发现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破解人类生命之谜的大门。用双螺旋结构解释遗传如何进行，这是人类对自己、对生物学认识的巨大飞跃，也是20世纪继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之后又一划时代的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与日俱增：克隆技术、基因工程、生物芯片技术、DNA亲子鉴定等都与之不可分割。
1962年，34岁的詹姆斯·沃森和46岁的克里克凭着这一重大发现，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50多年来，基因科学的迅速发展，“基因之父”詹姆斯·沃森越来越受到全球科学界的尊敬和推崇。
2006年10月18日，是詹姆斯·沃森第二次访问中国。几天来，他途经北京、西安，22日，终于在大家的期盼中抵达中心站杭州，参加在杭召开的“2006年国际基因组学大会”。
昨天，詹姆斯·沃森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这也是沃森二度访华期间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
双螺旋结构的偶然发现
发现双螺旋结构之前，科学家对生命现象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研究：是什么因素使人类能够一代一代地将遗传特性保持下去？为什么人生人，老鼠生老鼠，人不会生出老鼠或其他不像人的东西？
时间回到1953年的2月。当时，刚刚迈出校门不久的病毒学博士沃森和不得志的物理研究生克里克通过一位朋友，偶然机会看到了英国伦敦大学一名女实验科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在1951年11月拍摄的一张十分漂亮的DNA晶体X射线衍射照片，这一下激发了他们的灵感。他们不仅确认了DNA一定是螺旋结构，而且分析得出了螺旋参数，并且分析得出：“磷酸根在螺旋的外侧构成两条多核苷酸链的骨架，方向相反；碱基在螺旋内侧，两两对应。”
一连几天，沃森和克里克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兴高采烈地用铁皮和铁丝搭建着模型。
1953年2月28日，第一个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终于诞生了。
当天，克里克兴奋地冲进英格兰剑桥大学的雄鹰酒馆，在那里他向一群困惑的听众宣布，他和沃森发现了“生命的秘密”。4月25日，他们的发现在《自然》杂志出版，9年后，两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而此时，女实验科学家、犹太人富兰克林由于长期受X射线的影响，已于4年前得卵巢癌去世，享年仅37岁。富兰克林生前非常有个性，经常对人尖锐批评，沃森和克里克也尝过她的苦头。
沃森在1968年出版的《双螺旋》一书中，满怀感情地写道：“现在有必要阐述一下她所取得的成就……只是在多年之后，我们才逐渐理解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妇女。她为了取得科学界的承认进行了长期的奋斗……在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垂危时……她还在不遗余力地从事着高水平的工作。富兰克林这种勇敢的精神和高贵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双螺旋结构发现前，曾有很多当年享誉盛名的团队和富有竞争力的科学家参与发现的竞争，但为何桂冠最后偏偏落在看起来最不可能的年轻沃森和不得志的克里克头上？
“执着和富有预见性。”一名熟悉沃森这段往事的美国基因科学家这样认为。
失败者有失败的各种原因，成功者有成功的相同因素。50多年后，像沃森当年一样年轻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梦想去闯荡，如果执着追求，独立好思，又具有很好的预见判断性，敢于冒险，成功怎能会不来到？
秋日阳光里的慈祥老人
昨天下午，78岁的詹姆斯·沃森戴着一顶浅黄色的圆领帽子，趁着基因讨论会茶休间隙独自散步，享受着杭州的秋日阳光。偶尔碰到来自各国的专家朋友，他就停下来，愉快地交谈。看得出，他很享受这种开放而轻松的氛围。
记者用结巴的英语请他为早报读者写个留言时，他碧蓝色的眼睛透露出慈祥善意的光芒，很快在采访本上写下“Study hardandhave highdream.JamesD.Was”(怀着崇高的梦想努力学习。詹姆斯·沃森)他还幽默地在留言旁边画了一个双螺旋结构，以标志自己。然后很绅士地微笑，继续享受他的秋日阳光。
沃森的助手告诉记者，沃森喜欢自信执著的人，喜欢即兴而发有意义的交流，不喜欢刻板和墨守成规的人和事物。当然，在他的两个儿子面前，他又是一个非常有家庭观念的父亲，虽然有太太陪同到杭州，但到杭州仅两天，每天都不忘给家里打电话问候家人。
1968年至今，沃森担任美国的研究基地“冷泉港”实验室负责人。“冷泉港”是国际生命科学领域的顶级研究机构，被誉为生命科学的圣地。
1981年，基因之父沃森携全家第一次来到中国。当年的中国百废待兴，科研状况让沃森很失望，回到美国后，他马上亲自给中国驻美大使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所见所感。
此后，沃森开始大力培养中国的基因科学人才，他召集了40多名中国最好的生物学工作者到“冷泉港”学习、工作。这些人回国后，在基因科学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名气最大的是中国工程科学院院士李载平。
沃森始终对中国怀有一份特殊的关切之情。“希望在世时和未来都能对中国的基因发展产生巨大作用。”他有一次这样对中国的基因科学家们说。
希望杭州能建中国基因组学中心
记者：1953年，您和克里克发现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时候，有没有预料到这种发现会给现在的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
沃森：双螺旋结构一解出，我们就预料到这会是个轰动的发现，会影响世界。但这一发现如今对世界的巨大改变早已超过了我们当年的预料。
记：作为ＤＮＡ双螺旋结构之父，您亲眼看到了这个发现对世界的巨大改变、深远作用，对今天的这种变化是什么样的心情？
沃（微笑地说）：当然很乐意看到这种结果。
记：当年，是什么强烈地吸引您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
沃：我有非常强烈的探索欲，而且这种探索欲与生俱来，孩提时我就非常好奇，总喜欢探究一些在别人看起来好像很正常的事情。
记：在您看来，人类基因组计划对未来的人类世界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沃：现在还要等待。但从目前情况看，人类基因组计划对人类最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类健康方面，一个是有利于人类防治癌症，另一个是防治遗传类疾病，诸如精神疾病。
记：具体一点讲，人类基因组计划怎么样预防精神疾病？
沃：精神疾病有非常明显的遗传特征，人类基因组计划科学家找到精神疾病的机组，可以开发更合适的药物，改变目前没有很有效的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局面。
我有一个儿子患有精神病，基因科学对精神分裂症的防御治疗，这也是目前我最感兴趣的内容之一。我现在正募集巨额的私人基金，试图投入到基因科学防御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当中。
记：1981年您曾来过中国，25年后，您以78岁的高龄，再次来到中国，感觉基因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什么变化？您认为中国的基因科学相比其他国家，目前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
沃：中国基因科学发展更快、更好、更大了。中国基因组学已经在世界取得了先进的地位。中国非常活跃，基因科学在中国得到爆炸性的发展，所以我想来看一下。
记：您在杭州呆了两天，有什么印象？对未来中国在基因科学研究领域有什么样的期望？
沃：感觉杭州很漂亮。我希望这样漂亮的城市能够建立中国基因组学中心，争取胜过上海、北京。不管怎么样，我很想鼓励中国年轻的科学家们踏踏实实地多做些基因方面的研究工作。
记：如果有时间隧道可以让您回到过去的话，您会对当年25岁的自己，说些什么，要求做些什么？
沃（非常爽快而肯定地回答）：肯定还是会做科学。
记：您对中国的青少年怎么看？
沃：中国的孩子相比美国孩子有更强烈的求知欲，譬如杭二中就有非常优秀的学生。（2410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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