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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的老父亲蹲在自家的土坯草房前一愁莫展。 王忠岩
摄
无钱看病的齐齐哈尔农民工王建民惨死在北京同仁医院。为了给他讨公道，他的父母卖掉了房子和土地，兄嫂撇下高堂幼子背井离乡来北京打官司，先后欠下4万多元外债。然而，从费尽周折地立案到案件的延期审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案子还没有任何结果。
而这个中国最普通的农民家庭，不论在经济上、身体上、心理上、精力上，都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王建民的哥哥王建群虽然还在北京苦苦坚守，但他经常怀疑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为了过上好日子，我弟弟到北京打工，结果不明不白地死在医院；而这场马拉松式的诉讼，更是毁了我们全家的生活。农民和‘同仁医院’这样的‘大门头’打官司，真比登天还难！”
王景贤：因儿惨死首次进京
乘牛车、人力车，倒汽车、火车，今年9月初，王建民的父亲王景贤从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广厚乡新建村出发，一路辗转奔波。20多小时的行程，他几乎滴米未进，就这样忐忑不安地来到了北京城。
王景贤是以原告的身份被法庭传唤来的，他没想到自己60年来第一次来到心中向往的神圣之地——北京，竟是因为儿子的惨死。临行前，王景贤将借来的800元钱小心地缝在贴身的口袋里。
王景贤说，法官告诉他“如果不来，法庭就没法调解，王建民的官司也不能了结”。所以就是砸锅卖铁他也得来北京一趟。
法院调解的那天早晨，王景贤、王建群早早地站在了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大门外。在等待的时候，父子俩都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抽着手里的旱烟。不久，他们看见“同仁医院”的一名医务主任在代理律师的陪同下，坐着轿车来到法院。他们目不斜视地走进法庭，令站在一旁的王建群父子感觉自己似乎成了“隐形人”。
院方代表“对王建民的死不负有任何责任”的观点和“出于人道可以作出适当经济补偿”的“姿态”，令老实巴交的王景贤愤怒了，他哆嗦着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不是拿死去的儿子讨价还价的。我就是想要个说法，儿子不能冤死！”
这已经是王建群父子第N次拒绝巨款的诱惑了。早在该案未正式立案前，“同仁医院”就曾私下表示，要给王建群一笔相当可观的现金，条件是“了结案件，向媒体保密”。遭到王建群的拒绝。
让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打官司的王景贤备感寒心的是，此后法院又进行了两次调解，他们两次均应要求到庭，但“同仁医院”的代表却再也没有出现过。王景贤不明白：为何他能卖房举债、千里迢迢奔波到北京出庭参加调解，而身在北京城、与法院咫尺之遥的“同仁医院”却可以不到庭？
9月中旬，王景贤在离开北京时说，他惟一的心愿就是想看看王建民的遗体。对于父亲的请求，王建群不忍心拒绝。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清晨，父子俩颠簸了60多公里来到北京市清河法医鉴定中心。在寒气逼人的停尸间里，王景贤当场晕了过去。
(东北网－黑龙江晨报)
王建群：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王建群很无奈。从来到北京为弟弟讨公道的那一天起，一年多来，他经历了太多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事情。这个曾经倒头就打呼噜的庄稼汉，如今每天必须靠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
在来北京之前，王建群从未离开过农村，全家人都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靠种地为生。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虽然日子过得紧巴，但一家人能在一起，王建群真的感觉很知足。
从到北京的那一天起，王建群的人生就完全偏离了他原先的轨道，让他无所适从。
弟弟突然死在“同仁医院”，而医院坚称不负责任，还拿出一沓“入院证明”和“病历”和他理论。小学还没毕业的王建群在经历亲人突然去世的打击后，要面对这一切、分析这一切，不由得晕头转向。在众多好心人的帮助下，王建群好不容易才弄明白：可以通过解剖来揭开事件真相。但是，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料到，当他含泪把弟弟的尸体送到解剖室时，一群身着制服的北京警察“从天而降”：医院报警，解剖不能进行。这个“突然袭击”让王建群本来就不灵光的脑子再一次陷入“混沌状态”。“咋能这么熊人呢？”走投无路的王建群说，这是他人生最痛苦、最难熬的时刻，甚至一度想到了死。
朴素的亲情和对法律公正的信任让这个失去亲人的东北汉子咬紧牙关，坚强地挺了过来。王建群说，活了半辈子，他没见过什么世面，没用过手机，没在大庭广众前讲过话，没和“衙门”打过交道，见过最大的官儿就是村长。可为了让弟弟能够瞑目，他只有硬着头皮去面对着自己人生的一个又一个“第一次”。
王建群每次来到“同仁医院”时，那里总是门庭若市、人头攒动。在熙熙攘攘人群中，王建群感到自己很渺小、很卑微：这个官司虽然足以让他家破人亡，但丝毫没损伤到“同仁”的一根寒毛。和这样的对手较量，王建群从心里往外打怵。
王建群说，在来北京的一年多里，他深深地体会到了一个农民打官司的艰辛，尤其对手还是这样实力雄厚、背景高深莫测的“大门头”。在多少个不眠之夜，王建群真想放下这一切，回到家中守在父母妻儿身边，但是“惟一的弟弟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了啊”，经历千万次的内心斗争，王建群挺了过来。(东北网－黑龙江晨报)
家乡亲人：卖房举债讨要公道
经济压力令王建群捉襟见肘。起初动身到北京打官司时，这个年收入不到千元的农民家庭东挪西凑借了4000元钱。“没想到开销这么大，到北京不到三天，钱就花没了。”
王建群在北京的最主要支出还是诉讼费用。立案诉讼要的8000多元钱，王建群根本拿不出，多亏了许多好心的家乡人，在听说了他的不幸遭遇后大家纷纷捐款，律师、记者也翻遍口袋为他凑齐了钱，否则根本没法立案。之后，律师出于同情还免收了他的代理费，不然他根本不可能打得起这场官司。
为了省钱，王建群把自己的个人生活费用降到了最低。他住在距北京城40多公里外的城郊，每月房费不到100元钱。每天吃的都是馒头咸菜，根本舍不得吃青菜、更别提肉了。为了节省每一分钱，王建群向邻居借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骑着它辗转北京的多个工地打工。即便这样，在北京一年下来，他已经举债4万多元钱。
龙江农村的家里，王建群年迈体弱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都没有劳动能力，完全靠亲戚的救济生活。为了还债，他们原先住的房子已经卖了，现在借住在村里提供的茅草房里。茅草房已经风雨飘摇，靠一个木桩支撑着。亲戚、邻居看老两口太可怜，偶尔送来一些鸡蛋和大米。可是他们自己不舍得吃，都留给了小孙女，每天只靠喝稀粥填饱肚子。由于长期缺少营养免疫力低，王建群6岁的小女儿感染上的疱疹长期不愈。
“王健民们”：讨要公道举步维艰
王建民死了，这个满怀希望从东北老家到祖国首都打工的普通农民工，永远告别了他的亲人。2005年12月13日，成了34岁的王建民的忌日。因为他的死，他的家人陷入了这场双方力量极其悬殊的官司，无法正常生活。一个曾经清贫但和美的农民之家就这样被拖垮了。
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件典型的农民工权益侵害案，王建群一家人的遭遇是8亿农民的一个缩影。“王建民们”与“同仁医院”之间的较量，集中体现了社会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一个普通的农民，为了追求正义和公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应该唤起全社会的警醒。全社会都要从构建和谐社会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宗旨出发，保护那些希望通过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王建民们”的利益，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公平，而不是让他们对法律的公正和社会的公正丧失了信心，这将最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所以说，这个判例不仅对王建群一家人有着重要意义，对像王建民这样的广大弱势群体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高扬说：“迟到的公平就是不公平。”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这样拖延下去，即使王建群一家人最终可以“守得云开见月明”，只怕到那时，所谓的“物质补偿”将远远无法弥补这个家庭所遭受的巨大伤害。(东北网－黑龙江晨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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